我当时的理想是,只要人能干的我都要会干,结果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农业连的所有农活,无论育秧、插秧、割谷、贯谷、晒场、犁田、耙田、种甘蔗、收甘蔗、糖厂小工、种玉米杂粮、种菜、喂猪、打猪草、出猪圈、拖土坯、盖房子等等,样样我都做得来。我还当过代课教师,给连队的三年级小学生上过语文和算术课,做过炊事员,在连队食堂用大铲子炒连队百多号人的菜。甚至还在婴幼儿室当过一段阿姨。当地的风俗都是用一大块布把孩子绑在身上。我居然比湖南老乡还土,胸前裹一个,背后绑一个,然后左手、右手各领一个,我一个人可以一下子带着四个孩子,再招呼着其他的孩子。 在云南,吃大苦,耐大劳真是到了极限。农忙时天不亮就起身去插秧,天墨黑才收工。一天干16个小时。插秧永远弯着腰。放高工效时我一天最多能插三亩地,而且行距株距很密,4寸乘6寸。现在想想都觉得自己够伟大。三亩地你就是一趟趟走来回要多少时间! 记得我被派到水库工地推土车。一车土装的满满尖尖,从高坡往下跑,我一天能推一百多车,干下来浑身筋骨都像散了架一样。水库工地还要为浇注大坝搅拌水泥,这个活不是女生干的。当时缺人手,工地让我们班上。我一个女的当班长,带着全班的男队员用长把铲子搅拌水泥和石头子,那一铲子下去就像要把你的五脏六腹都折断一样那么沉。但是我挺过去了,没有人了解我的感受,只知道我特别能干。 我那时相信一句话:身体是肉做的,人的意志是钢的。在水库工地上一天开五餐,每顿饭我能吃下一斤米,没有什么菜。现在想想,觉得尽管自己当时年轻幼稚,盲目蛮干,但是人的潜力实在是太大了,有很多你无法想像的事,只要你觉得你能承受,就真的可以承受了。 记得最难的农活是犁田。那是男人干的。连队的女知青老大何晓萍和老职工学扶犁耕田,我也跟着学。至今记得,最难是扶犁过田埂,右手将铁犁把向右偏,左手提起铁犁中粱,凭巧劲将七八十斤重的犁从一块田拔起插入相邻的另一块田。劲儿使不对不是犁头插入耕地太浅,就是被老牛拖一小段路才入土,以至于靠近田埂的地没被犁到。那时,我总是嫌老水牛走得太快,我提犁太慢,跟不上。犁田当然要打赤脚。清晰地记得犁田是在一月份,云南的一月也够冷。何晓萍和我赤着脚,冻得在地上蹦高。 那时虽是个小知青,我却不满足于按照传统方式种田。不仅自己试验猪饲料,还跑到总场科技站找技术员,说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指导。那个技术员姓翁。2009年5月20日,北京知青回访团回到陇川农场时,接待处告诉我,一个姓翁的退休的总场副场长找我。我到了他家,才知道他就是那个曾经帮助过我的翁技术员。翁场长告诉我,十多年中,无论北京、四川、上海还有昆明的陇川知青,找农技站要做农业科技试验的,我是唯一的一个,所以他不会忘记我。 我记得大约是1971年春,我去场部科技站问谁是技术员,一个面目清癯,高高瘦瘦的男子说我就是,姓翁。我问,水稻能不能培育更高产的新品种呢?翁技术员很无奈地回答:现在农业科技没人管没人问,哪里有人还想这个?我说我想试一试,感动得翁技术员从杂乱的家什中立即翻出了几本农业科技书送给我。在他的指导下,我真的做了两季的水稻育种试验。先是在连队的菜园里用卷秧育种,知青颜英还帮助我一起做。而后向连长张才扬要了一块五分田,自己插秧施肥。这块田长势很好,张才扬很高兴,说估摸产量要高出一般稻田的一半。但是在抽穗灌浆的时候,水稻长虫了,必须打药。结果我太着急药打多了,收成的时候稻谷空壳有一小半,而且晒场时我没在,试验田和大田的稻谷混了,没法用新稻谷选种了。当时我难受了好多天。不过,现在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自发、自主作农业科技试验,失败了很正常。重要的是,我并没有被家庭在“文革”中的苦难所吓倒,在老职工和农场技术员支持下走过的这段宝贵经历,正是我努力自立自强的写照。直到今天,我做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仍然以三农为本,矢志不渝地帮助农民做综合性的农民协会的试验。综合农协不仅做金融合作、供销合作,还做农业技术推广和社区教育,而三十多年前陇川农业试验打下的思想基础是起了作用的。 所有这些活计都是自己有意识做的。知青里几乎没有人像我这样要求自己。这是因为经历了“文革”初期的苦难,我知道一生一定要靠自己站起来,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折磨相比真算不了什么。我相信只要自己什么都做过,什么苦都能吃,就什么都不怕,今后就没有什么能打得倒我了。 老职工和连队干部对我有一致好评。不仅屡屡评选我为知青模范,还几次提出要发展我入党。我说了我的父亲是没有解放的干部,他们说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入党。党组织居然向北京发出了外调函。多年后我回到北京,我父亲的专案组李组长专门找到我说,曾多次接到过我所在的农场和工厂的外调函,都为了要发展我入党,而他们无权决定只有简短回信说等待上级给结论。这样一直延至1975年,这位李组长大着胆子给当时我所在的张家口树脂厂党委回函说杨述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影响杨团入党,请你们自行决定。厂党委就以此为据,当即发展我入了党。而我的父亲被宣布解放,是在我入党后三年,上大学后三个月的1978年11月间,胡耀邦做党中央组织部长时亲手将毛泽东钦定的一批重案彻底推翻,去掉了一切诬陷和不实之词。 我在云南的三年多,除了不能入党,没有感受到其他政治压力,这份幸运源自陇川农场领导的一个重要决定。当时同样处于“文革”风暴中的陇川农场,张志诚书记、李岱东场长等一批老干部也曾一度靠边站,是他们出于敏锐的政治判断,意识到来自“文革”中心——北京知青的家庭会有各种复杂情况,于是商定采取整体保护政策,将所有知青的档案统统放在总场,不下放到各分场,不让我们的家庭情况扩散。 而这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迟至2009年5月,北京知青组织回访团集体回云南陇川参加40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从最后一批离开陇川的知青议论中我才知晓。 当时,已近60岁的我,心底止不住奔涌的狂澜。陇川农场啊,我的保护神!是你让我像从“文革”牢笼飞到广阔天地的小鸟,从此不再备受歧视和打击,得到了和别人一样的平等对待。不但恢复了我以往真诚乐观的本性,还增添了一份坚韧执着和旁人难以觉察的深沉。若没有陇川农场的宽松环境,我真不能想像自己后来的路。我能撑得下来吗?即便撑下来能不扭曲变形吗? 我的人生总结 现在的这一个我,是“文革”和下乡这两场大运动锻造的。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只有16岁,懵懵懂懂中只知道爸爸妈妈成了人人所不齿的大黑帮,天坍塌了,以后怎么活?我不知道。生我养我的是父母,但是在他们遭罪、无暇顾及我时,社会的重压让我茫然不知所措。 命运使然,1969年我和万千知青一起被上山下乡了。我的人生轨迹和万千知青一起被改变了,城里的孩子来到了云南边陲——陇川农场。是陇川农场帮助我从个人的家庭苦难中走出来,走向广阔的土地和民众。在那里,我和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出身的老职工朝夕相处,他们的宽厚、淳朴和包容让我这个当时被打到社会最底层的大黑帮子女,心底的感激无法言说和永生铭记。 陇川农场的经历,让我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义,让我与劳动和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的情感,找到了一条可以自强自立活下去的路。有这段生活垫底,后来无论我自己有怎样的变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这份深情厚谊只会在我心里不断发酵,像陈年老窖,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醇厚。 “文革”让人变得疯狂,人不再是人,而是和畜生为伍,而农民大爷大妈叔叔婶子,农民出身的老职工们都还保持着人的本真和本性。我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到,人性不是由文化高低衡量的,人道来自最淳朴的自然。农民最接近自然,他们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从不会按照社会的意识形态去歧视一个人,他们的心地是最纯朴和最少污染的。 “文革”浩劫和云南农场之于我,不是青春岁月的理想和记忆的凝结,而是生命在烈火中行进的锻造。让我真正懂得了人民是什么?人性是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怎样做一个永远有良知的、永远不会昧良心的人。此后,我所有的情感、思想、选择和作为,全部基于这些经历。 62岁的我,总结走过的人生,有三条体会: 第一,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没有“文革”,没有下乡,就没有今天的我。苦难常常在你快要忍受不住时,恰恰是将要过去的当口。人的忍耐力超过你自己的想像力,跨越苦难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第二,健康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和人格是人生的财富。它一半来自于对于艰难困苦的坚忍的承受力,另一半来自于对生活、对土地、对社会、对人们、对周围一切广阔而深沉的爱。我最喜欢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热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艰难时,转折时,委屈时,振奋时,默诵着荡涤我灵魂的这两句诗,眼眶不由地湿润,心底充满了力量。 第三,追求公平和正义,为实现“人”的价值而奋斗,就是在使用和积累人生的财富。每个人都是浩瀚宇宙中的沙粒,微不足道,但又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会跌倒、会哭泣,需要旁人的扶持和相依的温暖。我从为摆脱自家的冤屈、为个人的价值而奋斗,到现在为弱势群体尤其是整个农民群体的价值而奋斗,这条人生之路是从陇川农场出发的。是陇川农场,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奠定了自己的人生基础,开始积累属于自己的人生财富。后来当我有能力和条件做出独立选择时,这样的人生财富就成为我为所有“人”的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源泉。 陇川农场,哺育我生命的摇篮,我对你,永远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眷恋。 原题:《陇川农场——我生命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