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蔚英和女儿吴同 吴家祖籍杭州,但后来迁居北京,吴兴华的父亲是中医,早年也曾经留学日本,母亲留在家中料理家务,吴家一共有九个孩子,所以负担极重。 吴同甚至记得,她的叔叔曾经向她转述过奶奶对吴兴华幼年时候的记忆,“我爷爷有一个小屋子,里面堆满了他收集的古籍旧书,我爸爸连路都走不稳的岁数,就喜欢钻进里面翻书,也没有人教他。” 有一次,吴兴华的父亲请了很多客人来家里,大人们在谈论古诗词,说着说着,有几句下文记不清了,彼时四岁的吴兴华朗声接了上去,大人们觉得奇怪,又考了他几首,也是丝毫不差。 吴兴华的母亲很迷信,对于儿子的早慧,她总觉得异于常人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恐怕以后的命运并不会喜乐平顺。 而所有接触过吴兴华的人,都被他的才华所打动。 在吴兴华的同学、挚友宋淇之子宋以朗的回忆中,父亲曾经向他讲述过这位天才式的好友:早在燕京读书时期,吴兴华就已经将燕大、清华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文史类的藏书,全部阅遍,并且深深印刻在脑海中,过目不忘。 而在谢蔚英与吴同的记忆中,他们在北大中关园的家中,经常有一些远比吴兴华更加资深的教授学者来印证或者求教一些问题,比如历史学家邓之诚或者钱钟书。 “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或者搜索引擎,图书馆查阅也不方便,钱伯伯经常想起一个翻译上的问题,就来找我爸爸询问出处,我爸爸总是能够给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复。”吴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与钱伯伯的聊天内容,自己还听不懂,“但我记得他们聊得特别高兴,总是在笑。” “有一次,钱伯伯来我们家,临走的时候,爸爸把他送出门外,当时我正在家门口玩,我记得钱伯伯对父亲说,吴兴华,你可真了不起,你不到20岁就已经超过我了。” 很多年以后,吴同才意识到,恃才傲物、眼高于顶的钱钟书这句话的分量。但事实上,那时候的吴兴华已经三十几岁,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释放才华的机会。 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吴兴华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1957年,他因为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提出“苏联专家的英文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而成了北大西语系第一批右派,随后便被从书斋中连根拔起,在各种运动与冲击中经历九蒸九焙的历练。几年之后,由于认错态度诚恳,被恢复了一部分工作,但一时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1966年真正的大风暴便又来临了。 但即便是被剥夺了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工作,吴兴华依然保持着每天阅读十本书的习惯。那段时间里,他在改造之余,还编撰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材《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并承担现在中国所流行通用的以1954年出版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的《莎士比亚全集》编辑出版的大量勘误校订工作。“全集”的主持编辑者施咸荣之子施亮曾经在自己的回忆文章《〈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中记载了父亲对于吴兴华贡献的念念不忘。“父亲生前多次向我提起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怀念。父亲说,50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其特色,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15个剧本,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 但吴兴华最终并没有看到这套书的出版,而在这些剧本早年出版的版本中,我们还能够在书页上看到校对者的名字,而一些相对较新的版本,校对的署名就已经消失不见。至于《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则在一开始,就是“集体创作”的结果,没有人真正在乎它实质上的创作者。 按照吴兴华遗孀谢蔚英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忆,正是这几年间,吴兴华已经完成了直接从意大利文、严格按照原文的韵律与节拍进行翻译的但丁《神曲》中文译作。 并且,他还在写一部以柳宗元为主人公、唐代中国为背景、并辐射比较同时期多国文明的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在谢蔚英的记忆中,那是一部有着庞大气魄与精炼微妙文字的作品,但吴兴华最终没有完成它,它的手稿在“文革”期间被焚毁。 天地兴亡两不知 按照夏志清与宋淇对于吴兴华的评价,他是能够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真正意义称得上学贯中西的大儒。 而按照吴兴华对于自己理想的规划,如今看来,他的一生则都处于不甘与无可奈何的“未完成时”。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得志”与“合过时宜”,早期是因为贫病与家累,后期则是因为政治运动。 谢蔚英曾经这样回忆,吴兴华对她谈及自己的治学计划,是四十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四十岁以后,撰文著书,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理想,除了《神曲》《他死在柳州》以及莎士比亚研究之外,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以及编撰一部大型的“中国诗文选集”,都是这理想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