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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老师

欧阳老师

原创  赵昭  1度

2021.元月.3

欧阳老师,复姓欧阳,讳先,山东人。五十年代末来朔县一中任教。文革受冲击,开除公职,在北关村监督改造。文革后七十年代末还是八十年代初平反复职。是我初中二三年级(1961年冬——1963年夏)的语文老师。今天还是昨天他去世了。正好是我连明属夜写完《欧阳老师》之后。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他等着看他的学生写他的作文?我这几天几乎脑子里全是他,不写完似乎寝食难安。昨天凌晨终于草成,便得知他撒手而去的噩耗,难道真有心灵感应?


今天下午,我路过家属院大门口,有几个没有名讳的花圈在寒风中飒飒的立着,路人都不知是谁逝去。因为是在一中门口,我心疑是我的同事的长辈。去门房打听,却是欧阳老师临终搬来这里现在故去了,他也不知具体时间。我心头一紧。虽在预料之中,却不由不感伤。欧阳老师,怎么就真的走了呢?是不是真的和我的文章有关呢?这因果之间,启发我还是要去看看他,道个别,尽尽心。

听说,我的老师欧阳先近日连饭也不多吃了,只喝点奶维持着生命。离天堂不远了,老师可以有他真正的尊严了。

我认识他是在1961年的冬天。那时他带着朔县一中初29,33班的语文。那是两个“五年一贯制”班,即初中高中连读,五年之后高中毕业(当然,这又是空话,误了我一辈子的美丽谎言)。29班学俄语,春季始业。我初二因病留级29班,和他成了师生。那时留级是很丢人的,我从那时起,就失去了观察人的相貌的自信。只觉得他长得很伟岸,讲课有好老师的气派,板书规整,粉笔字横平竖直,有棱有角,很整齐,也很有个性。有点口吃,不过似乎恰到好处:一字一板,交代清楚;疾徐有致,耐人寻味。

那时的一中有好多老师是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操着听不懂口音的光荣的“最可爱的人”,自愿军退伍或什么部队转业干部等等操着南腔北调的侉侉。欧阳老师虽然是山东侉侉,却不是时髦的复转军人。简师还是初师毕业,本不该是学生崇拜的偶像。约略听说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也就受学生仰慕了。尤其他常常昂着头,个子又高,需仰视才可以和他说话,天然的儒雅气派,又近乎不苟言笑,大有“师道尊严”好老师的范儿。因此,他越是显得高傲,我们越是敬畏他——足可见,奴性心理起源于学校,迷信也不见得是终结于知识。

让我记住他的,首先是作文批改。且不说长而工整的评语内容,也不必说那如繁星般的字词订正,只是面批就足让我这他以为有一定习作水平的学生不敢自以为是,懈怠不慎,掉以轻心的了。61年的冬天吧,中苏即将却还没扯破脸泼妇骂架,我在我姐夫办公桌上看到《参考消息》上的文章说苏联在“逼债”。我在一篇“爱国”励志的作文里写道:“……有一只毛茸茸的巨爪,从北方伸向我们祖国,索要……”他大概因为担心这篇作文而一夜没睡好觉,早自习刚上就把我叫出教室,也不进办公室,在校园读报栏背后,一改往日的大嗓门,俯下身,嘴巴贴住我的耳朵,批评我不敢这样写。我很是讶怪他多余的怯懦,都世人皆知了。大冷天冻得他都在筛糠(现在想来,他不至于是害怕吧),更何况我空心棉袄,光脚没袜子,冷到心里去了。我用沉默来尽快结束他的教导。但心里深深烙下老师的谨慎,即使是写给他的这篇文字,也万般小心,反复删改。

50年前欧阳老师讲的课文《武汉》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映像。那是一篇赞颂“新中国”建设的文章。文章介绍武汉今昔变化,特别说到施洋,武汉大桥,东湖。我到现在还记得朱德咏东湖的一句“东湖更比西湖好”。还记得学会了“交相辉映”这么一个词。神往着武汉大学珞珈山(文革大串联终于去了武大,武汉大桥来回走,上了珞珈山,观光了东湖)。尤其是老师引领我们徜徉武汉湖光水色,陶醉社会主义美好景象心驰神往不已之时,以课文结语“武汉关的钟声响了”收束课堂。他高昂铿锵的话语余音未了,我们教室后面指挥全校作息的铜钟訇然敲响,巧合的如此默契,渲染的热烈激动,酣畅淋漓的文学熏陶,如坐春风。

欧阳老师的“每周一诗”独具匠心,让我们一生受用。一张不大的纸片,钢笔或毛笔工整的抄录一首小诗,贴在教室后墙上,一周一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清明时节雨纷纷”,“花间一壶酒”,“天街小雨润如酥”,“国破山河在”,“停车坐爱枫林晚” ……勾起了我们对古诗歌的兴趣,我居然把我哥的一本《唐诗三百首》基本上背完了。我们初中毕业时同学间的留言有许多都是稚拙的诗词。一次我们给老师北关村的家里送炭,他的小女儿给我们背了许多古诗,穿着漂亮的小花格布裙子,背着手,普通话,自得的表情,让我歆羡不已。后来我还打听这个小姑娘,在文革中也受了父亲的连累。

“文化大革命”当然是欧阳老师的鬼门关。所有以仇恨教育来教育自己和别人的人,都得领教仇恨教育的苦头,无论自觉与不自觉。老师们一边饿的头晕眼花,一边奉《白杨礼赞》《一辆纺车》《荔枝蜜》为散文圭臬,讴歌三面红旗,颂扬阶级斗争。学生们全都像喝了狼奶,丧心病狂,没了人性。欧阳老师的学生都在“惦记”着他,惦记关心斗他了没有,斗倒斗臭踏上一只脚了没有。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中国人的的良心大概从那时起,变坏了。变到如今,无论怎样推测中国人的坏,都不算过分。我,也有幸忝列其中。

当时,我们已经高三结束,准备66年7月的高考。运动开始,我们在关心“国家大事”的同时,也“关心”初中母校有没有漏网的“黑帮”“阶级敌人”。我和我的初中同学合计着去北关中学“煽风点火”帮助他们斗欧阳老师,我甚至还准备了“炮弹” ——材料:迫害革命学生。初三时,我们班主任产假,他临时兼任。我身形瘦小,在操场好不容易等到别人上自习去了,我有了玩排球的机会多玩了一会,被他叫到办公室训教。一进门,他指着我的脸,哈哈大笑之后,大声地说:“你的脸上——怎么——断不了有伤疤?”谁都知道这是《孔乙己》中人们取笑孔乙己做贼偷书挨打的话,他拿来描述我抢球的碰伤。于是我也涨红了脸。欧阳老师大概只是和我戏谑,我却被羞辱的眼眶充溢着泪水,远不是孔乙己自取其辱所能比的。我不敢反驳,但我心中恨他的讥讽。现在机会来了,我可以借此机会报仇!我还想把他告诫我别写苏修的事编造成他“卖国”,可心中总归隐隐不忍,又没有那编造的腾挪功夫。更主要的是,得到消息,欧阳老师已经被北关中学的红卫兵小将打翻在地,比我们还彻底的多——甚至,真的挨了打!我的一位美女同学不无遗憾的说,“唉,咱们晚了一步!”我记得欧阳老师当年更偏爱她呀!

此后不久,我们跟随伟大领袖革这个命革那个命,最后终于革了自己的小命——成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光荣的“回乡知识青年”。这个称号既没有“插队知识青年”光荣,更没有插队知青的钱粮补助实惠。

七一年冬天的一天,我赶着毛驴小平车去城里拉城里人屙下又卖给村里人的大粪。后面有辆大马车嘡嘡的超了过来。我在避让的时候突然觉得后面跟车拉磨杆(马车的刹车)的人不寻常。身躯高大,手拉着磨杆绳,背倚着马车车厢围栏板,两脚岔开,任马车上下颠簸左右倾斜稳稳地铆在车后沿上。这样的站姿必定是多年跟车的行家里手。土灰的大裆裤,烂皮袄,一根草绳拦腰一勒。头上的生兔皮帽子(从兔子身上剥下来没经过鞣制直接缝在帽子上防寒),两只帽耳朵随着颠簸像唱大戏中官员表示蒙了冤生了气在颤官帽翎子。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颧骨高高——我似乎面熟——帽檐遮了他的眉眼,看不清的,似乎在瞭望,似乎在凝神,雕塑一般凛然,又像出土文物(那时还没兵马俑,不然活脱脱一个),有点像画报上的思想者。欧阳老师?!我情不自禁大喊“欧阳老师!”然而,车粼粼,灰蒙蒙,模糊之中,斯人远去。在后来他与我成了同事之后,告我,他确实跟过大车,但不记得有人喊他老师。队长和社员都叫他“老欧”“欧阳”,不喊“打倒”就谢天谢地了,根本没了“老师”这个称呼的条件反射。看来,他当时确乎没有听到,或许以为是在喊别人。那么,我喊老师的他,当时不是在思想,不是在凝神,没了沉浸在“黄河远上白云间”的胸襟,也没了“也想做一只酿蜜的小蜜蜂”的情怀,有点“黑云压成城欲摧”的悲凉,近乎“眼睛间或一轮”的祥林嫂般窘迫了。

七三年我到一中代课。打倒四人帮之后之后之后又过了好几年吧,欧阳老师终于平反复职,我们成了同事。

八二年暑假,我们一起去太原学习半月。那时欧阳老师四十大几,在我的眼里他年纪不小了。每天早起跑步,可以从驻地太原师专(老山大)跑到火车站再顺着迎泽街返回来,我跟着跑都费劲。听讲座一场不拉,一丝不苟,他耳朵却有点沉,听讲话需侧转脸倾听,神情专注,兴味盎然,笔记记得密密麻麻。还经常递条子求教。学习之余,访朋问友,带我去新华社山西记者站和池茂华谈话(他有记者证,但不是新华社的),找老同事闫元珍,衡培刚等见面。还步走到太工大给同事曹大杰的儿子捎东西。似乎有不竭的热情和精力,确实要把四人帮耽搁的时间补回来。

九十年代初,我俩同头带高中语文。他已经快退休了。一天课后,他一边进门一边大声笑着说,“今天又学到点东西。驰骋,我都驰“娉”了三十多年了!今天课上有个学生告诉我读错了。”满脸满足,自然自得。

去年冬天我去看我三舅时,见欧阳老师在院子里晒太阳。我返出去给他买了个热猪肘子。他接住呆呆看着我,两眼浑浊,淌着水。他还不到八十啊!我强忍着酸楚问他,他说“认得认得,就你知道我好吃肉,孝顺!”蹒跚着回了楼。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我不想再去家里看他。我不想看到他日薄西山的恓惶。我想他也不想见我,他一定是还想气宇轩昂地站在我们面前讲:“死去原知万事空”!那豪迈,那气派,那尊严,才是我们的欧阳老师!

——谨以此文,悼念欧阳老师逝世六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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