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兰都埠华侨的爱国运动和支持印尼独立解放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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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兰都埠华侨的爱国运动和支持印尼独立解放斗争的
廖美香

　　1945年日寇投降后，印尼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荷兰殖民军妄想卷土重来，重新入侵。印尼军民顽强抵抗，给以沉重打击。这样，印尼各岛便形成了印尼解放区和荷军占领区互相对峙的局面。一些华籍大商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希望荷印政权重新统治印尼。而大多数华侨则反对荷军，同情和支持印尼民族独立运动。
　　那时，我正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印尼解放区兰都埠中华学校任教师。由校长李公我介绍，和马少璧、蔡广昌、王尔家等老师一道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在荷兰殖民者的入侵和祖国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兰都埠华侨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以华侨青年会、华侨妇女会、华侨工农会等进步团体和中华学校的民主派教师为一方，和以把持着华侨总会和中华学校大权的国民党分子为另一方的斗争逐渐尖锐起来。
　　中华学校是兰都埠唯一的华校，学生有几百人。校长李公我和教师中很多人员是民主派，如李公我是华侨青年会主席，马少壁是华侨工农会主席，我是华侨妇女会主席，还有王尔家、林玉幼等老师都是进步人士。但学校大权则操纵在倾向国民党的董事长杨振二手中。他把我们民主派教师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经常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手法制造摩擦，批评我们教学不正规、违反教学制度等等。1947年，华侨总会聘请了丁宜埠三青团头子冯连稳来当秘书，另一国民党分子王某某则担任了华侨总会理事兼管文教部，两派的斗争就更白热化起来。有一次，学校出墙报，学生写了一个简写的“囗（国）”，丁某就借此大做文章，说我们写共产党的“国”字，宣传国中无人，实施赤化教育，要把校长李公我开除。我们民主派老师坚决反对，一面向社会人士、进步社团发出正义的呼吁，一面以罢教来抗议校董会的无理措施。大多数学生都站在我们一边，喊出挽留校长的口号。邻近几个大城镇的民主团体，也纷纷来信慰问和支持。罢教风潮闹得越来越大，持续了几个月，双方都不肯让步。华侨总会里的反动分子为了制造舆论，把挑起学潮的责任推卸给民主派。特邀请了棉兰中国领事馆领事李芹根到兰都埠来进行“调解”。华侨总会召开了欢迎李芹根的会，邀请一些和他们臭味相投的知名人士参加，还请来了报馆记者。在会上，冯连稳和三青团头子邹育庭相继发言，大肆污蔑民主派老师不顾学生利益，任意罢教，并在华侨中制造分裂。李芹根也大耍官腔，斥责我们“目无纪律，不按华侨总会指示办事，有意破坏华侨团结，耽误学生学业”，要我们“赶快认错复课”。我忍无可忍，便以华侨妇女会代表的身份上台发言，把事情的经过详细摆出来，驳斥冯连稳等歪曲事实，蒙骗群众，并批评领事只听一面之辞，妄下结论。这一反击，使华侨总会里的反动分子异常狼狈，只好匆匆宣布散会。当晚，李芹根不得已召开一个座谈会，邀请民盟、妇女会、青年团、工农会的代表参加。会上，李芹根硬的不来来软的，一反白天在欢迎会上的态度，要双方摆事实，讲道理，谋求解决学潮的办法。由于双方各持已见，座谈会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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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教持续了将近半年。后来，在进步人士、各民主团体和印尼政府支持下，我们民主派教师率领了三分之二的学生，另行成立了“新民学校”。尽管经费不足，校舍用木板和茅草盖成，教师报酬少，生活清苦；但由于这间学校是我们斗争得来的胜利果实，大家并不计较这些困难，反而精神愉快、干劲十足地工作。民主派的力量更团结、更壮大了。
　　那时，印尼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我们为了搞好和当地人民的关系，热情支持他们的斗争。在教学之余，我们发动30多位青年，成立了歌咏队、戏剧社，经常到印尼部队驻地演出，或为印尼部队筹募经费而开游艺会等。但是演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要对队员们家长的守旧思想作说服工作，还要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有些队员的家长不许其女儿抛头露面搞宣传运动，我们除分头向他们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外，还坚持在每次排练或演出后接送女队员回家，以免发生意外。尽管把女队员送回家后再回至学校往往近12时，但大家仍坚持不懈，毫无怨言。我扮演寡妇演出，也遭到一般人的非议。反动分子乘机造我的谣言，诽谤辱骂。但我毫无退缩，坚持演出。由于大家同心协力，歌咏队和戏剧社在支持印尼民族解放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我们到印尼部队驻地演出时，就把祖国的革命歌曲，如《祖国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国旗歌》等译成印尼文演唱，这样既受到印尼部队的欢迎，又起到了鼓舞了他们的斗志的效果。
　　由于我们的观众都是印尼人或华侨，故演出时都要用印尼语。马少璧精通印尼文，所有的译写工作甚至编写剧本，都由他负责。剧团其他成员对印尼文和印尼语懂得不多，说得不流利，演出话剧难度很大。但队员们往往能随机应变，弥补了这一缺陷。例如，有一次演出话剧《先达之夜》，剧情写的是一个华侨少女把一个负伤被追捕的印尼军官隐藏在自己的家中，避过了荷军搜捕的故事。马少璧扮演印尼军官，我扮演华侨少女。当演到印尼军官养好伤，准备再上前线，向华侨少女告别时，我把台词“奋斗”（Perdyungan）的台词忘记了，急得面红耳赤；马少壁机智地把它转述出来，便给我解了围。这样不但没有出岔子，还赢得了观众的赞扬，说我演得逼真，体现了一个华侨少女对印尼语不熟练的真实感。
　　有时，歌咏队和戏剧社以游艺会或文娱晚会的形式，拍卖鲜花、糕点。把筹得的款项，一部分作为建校资金，另一部分买些日用品、药品等送给印尼部队，表示对他们的支援。
　　歌咏队和戏剧社的成员，男的有张锦坤、林国民（以上两位担任歌咏队的指挥兼编导，对演出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张锦廷、蔡德金、杨海清、关源恩等；女的有廖曼影、林玉蕾、林玉娇、张勤英、张金凤、江亚娥、谭多好等。
　　1947年冬，荷军进驻奇沙兰埠，和印尼部队隔着普罗拉夜河对峙，时常有小的交锋。在新的斗争形势下，我们发动了歌咏队3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印尼红十字会救护队，上前线救护伤员。事前，我们在印尼军官甲丁苏加帝的指导下，学会了包扎伤口、背负伤员等简易医护知识，并和印尼救护队一起到荒山野岭去进行扛抬担架、俯伏爬行隐蔽等各项军事训练演习。华侨救护队的队长由李公我和我两个担任。有一次，甲丁苏加帝带领救护队到班年埠、大觉埠等前沿阵地慰劳印尼部队，因天气影响而耽误了归期。国民党反动分子乘机造谣说我们一行遭到意外，使所有队员的家长受了一场虚惊。
　　我们的工作虽然劳累，但都斗志昂扬。正是由于通过上述各种渠道去支持印尼民族解放斗争，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当我们有困难时，他们都大力协助解决。彼此遇有节日喜庆，都互相来往，感情非常融洽。这些，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便利。
　　1948年冬，我离开了兰都埠，打算取道实淋泮埠往乌吉登宜，然后到马来西亚槟城去。那时交通不便，我孤身一人坐军用卡车前往，历时三天三夜才到达实淋泮埠。沿途得到印尼军队十分周到的照料。他们吩咐士兵，每当我到一个村庄歇宿时，都要找个最好的人家招待我，使我在这荒凉的旅途中，一点都不感到惊慌和不便。这件事就是印尼部队和我们感情融洽的最好说明。
　　1949年，我到了实武牙埠中华学校任教。那时印尼已获得独立。我参加了华侨妇女会的活动，不久当选为主席。当选后和当地的国民党分子展开了一次斗争。
　　1950年，印尼政府和我国建交时，妇女会和其他华侨团体一样，升起了五星红旗。国民党分子梁富泰暴跳如雷，挑起一些不明事理的妇女来围攻我。说什么：“妇女会历来不谈政治，没有派别，你升起五星红旗就是将妇女会赤化。”我反驳说：“印尼政府承认了新中国，妇女会升起红旗是随着当地政府的动向走，怎能说是赤化呢？”她们又强调妇女会是互助组织，不必升任何国旗。我说：“国旗代表了华侨的国籍，我们既然是华侨妇女会，怎能没有自己的国旗？”辩论的结果，我们取得了胜利。此后两派的斗争还在继续。
后来，我们妇女会办了一个缝纫班，让青年妇女学习缝纫技术，又办了一个中文班，一个识字班，我和几位老师义务授课，让土生的女侨胞学习中国文化。我们和当地政府各妇女会团体的关系也搞得不错，每逢国际劳动妇女节，双方各有什么活动时，都互派代表参加。
　　1965年9月，印尼政变，各华侨团体、学校被封闭，全部财产被充公。我只得举家回到祖国定居。
　　1983年12月我在印尼参加华侨爱国运动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