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插队生活回忆（14~28）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4)：当地习俗 – 婚丧嫁娶

来到村里，很多当地的习俗是我们以前不熟悉，甚至没见过的。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很多这类东西都属于“四旧”，但村里的老乡和干部却不管那一套，照样按他们的传统习俗行事，真是有点“天高皇帝远”的意味。集中体现风俗习惯的莫过于婚丧嫁娶这些红白喜事了。我在村里时，亲眼见到过老乡办这些事。当时只是看新鲜，看热闹，没有刻意去记住什么，也不知其中的讲究。以下只是从表面看到的一些情形。
            刚到村里不久，有一位老汉去世了，享年七十多岁，这在当时当地算是比较长寿了。可能是由于他姓冯，是村里的大姓，辈份也高，又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在县里当干部，家里经济情况比较富余，故而丧事办得相当排场。按照当地习惯，人死后第七天才下葬，首先要尽快入殓。那位老汉去世前就已经准备好了棺木，所以很快就入殓了。第三天晚上有一个重要仪式，名为“叫夜”，就是死者的亲属要在灵柩前跪拜，哭喊。那天，我们虽然没到跟前去看，但那哭喊声很大，老远都能听到。第六天，也就是下葬前一天的晚上，有另一个仪式，叫做“散灯”，就是死者亲属排成队，每人都是白帽白袍全身戴孝，手提一盏白纸做的灯笼，在村里主要的道路上游走一番。由于有请来的“鼓匠”在前面吹吹打打地开路，很是热闹。记得那班鼓匠是从外村请来的，有四五个人，乐器有唢呐，竹笛，笙和鼓，吹奏一些民间小曲，情绪听起来好像大多是欢快的，至少不像是哀乐。此外还有一只特长的号，在乐队演奏的间隙，吹出一些“呜 – ” “呜 – ” 的长音，有点悲剧和恐怖的气氛。村里的丧事并不都是这样排场，有的家比较穷，办事也就因陋就简了。
            喜事当然是另一个样子。我也几次看到老乡办喜事，其中一次是本生产队一位和我们关系很好的小伙子娶媳妇，我和几位知青伙伴应邀参加了他的婚礼，当然也和其他客人一样搭了礼钱。如果人家没请，那是不该去的。新娘也是本村的，他们的婚姻是半包办，半自愿的。即虽然是父母包办，有媒人来回传话，他们自己也愿意，或许还是他们自己先愿意的呢。当然，按照买卖婚姻的习惯，男方要给女方家财礼是少不了的。
            到了婚礼那天，新郎先到新娘家去迎亲。虽然两家都住在本村，新郎还是坐上了马车去接。接上新娘后，车在村里故意转了一转，才到新郎家。亲朋好友们早已在院子里等候了，窗户上，房子里都贴了大红的喜字。新郎新娘都身着新衣，新郎兰制服，新娘红上衣，没有盖头。他们一到，就在院内正房前开始举行简单的仪式。有司仪，先是新人向毛主席像鞠躬，然后向男方父母鞠躬，再后是夫妻互相鞠躬。这显然已经是新旧结合的仪式了。鞠躬完毕好像也没有什么发言或讲话，就张罗着开始吃饭了。我和知青同伴被安排在客人们一桌，有白酒，肉菜和炸油糕，是当地最好的饭食了。席间，新郎还来敬酒，大家也跟他哄了哄。然后客人们还互相起哄，比酒量，很是热闹。喜事办得红火，主人家也高兴。那天我喝多了，睡了一下午，晚上还昏沉沉的，这是题外话了。婚礼的第二天要“回门”，就是新郎新娘一起回娘家去看看。新娘家也“办事”，即招待亲友和客人，但我们没有参加新娘家那边的活动。
我在村里只参加过这一次婚礼。其他有的是关系不熟，没收到邀请，只是老远看看；有的是因为冬天回城错过了。老乡选择冬天办喜事的比较多，可能是因为东闲期间有时间吧。还注意到一点，当地办喜事没见到有鼓匠参与，不知这是传统，还是偶然几次没请，还是一种新风尚。

吴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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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犇

回复 20# binzh  你说到 2012年，你 “还在中秋节写了一首诗发在桑干河网站，作为纪念”，我刚从初步浏览搜索了一下，但没能找到。回头再仔细找找。 由此想到，你中秋节写诗，是有传统和先例的。那是 1972年秋，你和权忠鄂，叶少文到我们村来玩。那天适逢中秋，你即席赋诗，朗读给大家听。事后我把你的诗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七律 （无题）  郑斌   1972.9.14
西风黄叶又中秋，万里云空尽痴眸。
白发岂思失碧血，丹心犹念报神舟。
霜烟漫漫非天意，浩浪滔滔似吾愁。
常遗激情拂梦景，悲歌泣鬼纵狂喉。

在转抄时，我可能有抄错的地方，还请指正。这首诗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吴犇

回复 20# binzh   郑斌你好！ 真抱歉，由于我的疏忽，今天才看到你在儿童节那天的评论。  我的插队生活回忆，得到当年插友们的关注，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虽然很多赞誉都是过奖，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 说到咱们知青甲、乙、丙争取上学，当时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是很“悬”的，结果有幸都被学校录取，确实是天意。想起那段日子，真的很感慨！
还要谢谢你的问候！ 我自从73年被学校录取，可以说一直是忙忙碌碌，好在去年退休了，生活比较清闲了，身体也还好。 从微信群里得知你也已退休，但过去曾失忆过一次，还望多多保重身体。  

sgh

常看常新哦

binzh

事隔几年，知青乙又来桑干河畔网站看看。首先问候知青丙，吴兄别来无恙？
你的插队生活回忆写得好，确实挺感人的！记得刚退休后的2012年，我去新疆旅游回来，第一次看到你的文章，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令我感慨万分。我还在中秋节写了一首诗发在桑干河网站，作为纪念。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重读你的文章，我们已青春不再，天各一方；虽尚留童心，但都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不管怎么说，1973年夏天，在山阴县被传为笑柄的知青甲、乙、丙有幸都被学校录取，应该说是天意吧。
                                                                                                                知青乙郑斌
                                                                                                            丁酉六一儿童节谨记

吴犇

回复 18# sgh  没错，这很明显的，只是写原文是，都没有用真名字。

sgh

知青甲和知青乙都是我们初二一的
    "不久，我县几位知青用"音体美小三门儿”找工作的事被编成笑话，广为流传：
    知青甲背着画夹子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他的画儿来让人家看，“这是素描，这是水彩，这是油画……”看完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 “走-！”
    知青乙背着足球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球来给人家踢，没有操场就照着墙钔，叮呤咣啷是一通胡踢呀。踢够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 “走-！”
    知青丙背着琵琶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琵琶来给人家弹，登棱登，登棱登，是乱弹一阵呐。弹完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 “走-！”
    那个知青丙就是我，当然这笑话是用真名字说的。虽然好笑，还是有点苦涩。"

吴犇

回复 8# sgh   多谢管理员的支持和帮助！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8)：求学路上友情深；后记

         求学路上友情深
插队第五年初夏，我还在村里等待年底大同煤矿来招工时，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那时叫“工农兵学员”。在此前一年，我们那里已经有过一次大学招生，但名额非常少，全县只有几个知青被招上了，他们因"家庭出身"和本人表现都很好，才得以通过层层推荐而成功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大学招生与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无关。
然而又有确切消息说，这次招生与前一年有很大不同，一是明确给知青的名额曾多了；二是除了基层推荐，还要进行文化课考试。最引起我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音乐，体育，美术专业，俗称“音体美小三门”，要先考专业，被初步认可后，再补上基层推荐的手续，名额在基层不受限制，是由招生的学校决定名额的分配。也就是说音体美专业和其它专业的招生方法有所不同：其它专业都是从基层开始就受到严格的名额限制；而音体美专业则基本是由招生单位根据考生的业务说了算，基层推荐只是走个过场。
求学之心人皆有之，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和好友YQ都决定试一试，能被录取就是“天上掉馅饼”，不行也没什么可损失的。当时音乐专业到我们那里招生的只有山西大学艺术系。这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艺术系，有音乐，美术两个专业，音乐专业中又分声乐，器乐和作曲侧重，其中的器乐包括常见的中西乐器，扬琴和琵琶都在他们要招收的范围之内。
业务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记得初试是在县教育局的一个大办公室里进行的。主考是山西大学艺术系姓张的一位老师，教作曲的。来应试的人很多，我是得到消息下午才赶到的，听说已经进行了一上午。来看热闹的人也很多，不但那大办公室坐满了人，窗外，门外也有不少人在往里看。轮到我了，我坐下给琵琶定好弦，弹了<霸王卸甲>和<浏阳河>两首曲子。老师又问了些简单的乐理问题以及音乐上还学过什么等等，就轮到下一个了。老师很忙，因为他还要到雁北其它各县以及大同市去招生，所以当天就离开了。YQ因在北京错过了县里的初试，经联系，安排他到大同去和那里的考生一起完成了初试。
很快就从县招生办得到了通知，让YQ和我在指定的时间到大同参加复试和录音。录音是为了把考生的演奏/演唱带回到省里，好让更多的老师参与评价。我县去参加复试的除了YQ和我以外，还有一位拉手风琴的E，他是我幼儿园和初中的同学，也是老朋友了。复试和录音是在雁北艺校进行的。那时我们才听说，这艺术系音乐专业今年一共要招三十五名学生，名额分配到全省七专三市，其中雁北专区三个名额，大同市两个名额。复试和录音以后，张老师让我们回去按规定参加文化课考试，并把基层的推荐手续办好。
后来我才听说，那次在雁北艺校复试，我正在院子里练琴准备录音时，YQ和E找张老师谈了话，表示如果名额有限，山阴县只能取一名的话，他们都同意让我上，还把我给大吹了一番。张老师听了，当时就翘起大拇指夸奖他们，说在别的县听到过有给人说坏话的，像你们这样宁可自己不上也要让朋友上的，还是第一次碰到。张老师还说，最后结果是根据所有考生的情况全省平衡，虽然雁北区只有三个名额，但也不一定山阴县就只能取一名。我听说了这件事，心里就别提多感动了！在竞争那样激烈的关键时刻，YQ和E竟然如此舍己相助，他们对朋友的这种情义，真有如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啊！这事很快在本县的知青中传开了，大家也都为他们这样不寻常的举动感慨和赞叹！
复试过后不久，我们到县中学参加了文化课考试，我们"音体美小三门"的候选人也和其它专业的在一起考，听说是山西省统一出的题。上午考数学，试题程度差别很大，从初一到高三的题都有，我因为在插队头两年曾自学过高中的课程，所以没觉得太受制。下午考语文，分语法知识和作文两部分。语法知识虽然简单，但由于没时间复习，还是出了笑话：有一道题问“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两句的修辞方法是什么，事后听监考的一位县中学语文老师说，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对仗”两个字就够了，但我却把那两句的意思以及整首诗都说了一番，唯独没提“对仗”！
            办推荐手续也很顺利，就是请本大队为我们申请上学写了推荐信交上去。因为没有名额限制，我们平时又没什么不好的表现，大队领导很痛快地帮了这个忙。
            就在我们把该办的都办好了，等候结果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答卷及评论，一时间，大学招生恢复文化课考试好像是错误的，要不算数了。由此联系到音体美过于重视业务也不对，并且说这些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应该更强调“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员”等等。这消息真是给正在争取上学的知青们泼了一大瓢冷水，不光是考音体美专业的，就连考普通专业按名额推荐上来的人也都忐忑不安，因为毕竟大家都参加了文化课考试，如果考试成绩不算数了，那又会有什么变动，什么结果呢？
            长话短说，当年八月，我终于得到了山西大学艺术系的录取通知，而我的好友YQ和E却都没有得到。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很矛盾的，一方面自己终于要离开农村去上学了，当然高兴；但另一方面，总觉得三个人的努力成果，只被我一个人得到了，而YQ和E还得留在农村，这使我心里很不安。大约一年以后，他俩先后以“病退”或“困退”的理由回到了北京，才使我的心情平静了一些。
        上学，在当时不仅是对我，对所有的知青恐怕都是最好的出路了。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是很少见的。这中间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首先是我的老朋友YQ和E，在争取上学的关键时刻，他俩舍己推荐我。YQ还是最早鼓励我学琵琶，并帮助我找到老师的人，对此，我的心情不是一句简单的“感激”能说清楚的！还要感谢我最初的琵琶老师，如果没有他耐心细致的指教，我是不可能学会弹琵琶的，更不用说以此争取上学了。还有山西大学艺术系来招生的张老师，他对我的录取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他是顶着极大的压力，冒着犯错误的风险，才把我保住的。当然，这些事张老师并没和我说过，是后来我从其它渠道听说的。还应该记住的是：大队、公社和县里的基层干部们对我上学都是大开绿灯，尽管“音体美”的考生不占当地名额，我也是很感激的。
 
                                                后记
就这样，我长达四年零八个月的插队生活终于结束了，我这个“插队生活回忆”也要完成了。
在此还是想重复一下，“上山下乡”运动肯定是错误的，我个人到农村去插队也是不得已的决定。在农村这几年，虽然见了些世面，经受了磨炼，但毕竟太多的光阴都用在我并不感兴趣的种地上，所以总的来说是得不偿失。但另一方面，比起其他一些知青，我还有幸运的地方，一是在农村几年，没落下什么病，身体还行；二是最后的出路还是很不错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在我上学这件事上帮助过我的人，在农村这些年，还曾得到过很多人的各种帮助，对此我也是永远心存感激之情的。
首先是一起插队的同伴，特别是老高中的同伴们，我们不仅在生活上互相支撑，相濡以沫，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正面的影响，有些是让我终身受用的。再有是当地老乡和基层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很照顾的，也给了我们很多实际的帮助；同时，他们的一些纯朴而直率的思想和言论，对我也是很好的教育。最后，还要说到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们，他们给了我亲情，也给了我很多实际的支持和帮助；我那几年虽然尽量不向家里要钱，但心里有数：我在农村如果穷得揭不开锅了，家里人是不会不管的，可以说，由于有了家里的支持，使我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
总之，在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困乏的年代，是同伴们的友情，老乡们的帮助和家人的亲情，伴随着我走过了那段艰难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                                 
还想再说说我那两位不寻常的好友YQ和E后来的情况：YQ“病退”回北京后，被分配当了工人，后来和他的几个朋友合作下海经商了。他们起步很早，也小有成绩，但YQ并不是那种想拼命多挣钱的人，他业余时间还有其它爱好，曾和家人合作翻译了一本颇有史料价值的俄文书《托洛茨基自传》，并得以正式出版。E“困退”回北京后，也是先当了工人，后来搞了财务工作，并担任了单位的领导职务。在我看来有些可惜的是，YQ和E当年在乐器方面的程度都是很深的，但后来都没有从事音乐专业。好在他们自己并没觉得遗憾，各自生活得都很潇洒。
再补充几句：我最初的琵琶老师一直还在他那个团工作，业余带学生，还出了一本琵琶教学的书，他也早已结婚成了家。在知青找工作的那个笑话里，“知青甲”与我同年上了山西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毕业后先在山西教书，后调回北京，一直在一家出版社任美术编辑；“知青乙”与我同年上了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先在山西一少体校任足球教练，后考到北京念研究生，并一直做体育方面的科研工作。他们现在都退休了，生活得也都不错。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7)：“曲曲抑扬琵琶乐，声声难诉弦外音”

这已经是插队第三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开始学琵琶，老师曾是著名琵琶演奏家李廷松先生的弟子，他当时被借到一个“样板团”的乐队里，那是个西洋管弦乐队，只用一把琵琶，演奏的人也只有他一个，没有替补。由于经常要演出，排练，他很忙，不能每周按时教，常常是两三周才通知我去一次，每次大约能学四五十分钟。一开始就是教些基本的指法和练习曲，上了两三次课后，教了半个曲子：古曲<霸王卸甲>的前半部分，因为这部分有多种指法的组合，也是为了练基本功。老师的意思很明显，他要我先把基本功打扎实，不急于求成。当时正值农村的冬闲，我在北京没别的事，就把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在了练琴上，每天大约都练五六个小时，坐累了就站起来活动活动，再接着练。老师布置的东西都认真去尽量做到，以便下次回课时能让老师基本满意，好布置些新东西。就这样，那年冬天一共跟老师上过五六次课，就到开春了。我告别了老师，说好等到当年秋收后再到北京来找他学。
回到村里后，白天就得下地干活了，琵琶只能晚上练。以前我晚饭后的黄金时间主要用来看书，但从这一年开始，改为主要是练琴了，每天都坚持至少练习两小时左右。那年YQ也来到了村里，并把他的扬琴也带来了。当时我村的知青已经走了有一半，剩下的人不多，所以住房富裕。我和YQ分开住，这样练琴时可以互不影响。那时一到晚上，我们知青那排房可热闹了，扬琴声，琵琶声，响成一片，好像是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其实呢？一位也在我们县插队的老同学曾送给我一首诗词，其中“曲曲抑扬琵琶乐，声声难诉弦外音”两句倒是当时那种情景的真实写照。



经过春种夏锄秋收，终于又到了冬闲的时间。我又回到北京，继续跟老师学琴。上了两次课以后，我看老师总是在搞我的基本功，就大胆把想要凭借琵琶找工作的打算向老师说了，希望他能教我一首“拿得出去”的曲子。没想到老师很理解，他当时就找出琵琶曲<浏阳河>的谱子，并给我弹了一遍，让我回去把谱子抄了，曲子自己先“摸下来”，下次他再给纠正。就这样，我把<浏阳河>连下来以后，老师给纠正了两次，就到开春，该回村了。我又告别了老师，就凭着以前学的半首<霸王卸甲>和这次学的<浏阳河>，开始去找工作了。
            那已经是插队第四年的春天，我在回村之前，先到大同想碰碰运气。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大同市文工团和雁北专区文工团都已经有琵琶了。我又问了两个大厂，他们虽然有文艺宣传队，也需要琵琶，但他们没有在雁北农村招工的名额，无能为力。还有人建议我去部队的单位看看，比如在大同郊区的六十九军军部就有宣传队。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去部队是不可能的，还是不要自讨没趣。当时唯一有希望的单位是大同的一个煤矿。
和我同村插队的一位好友已于前一年被招到大同煤矿当工人。他事先给我来信说，他们矿的宣传队正在排样板戏，乐队里没有琵琶，让我去试试。到了矿上，我随好友去了他们矿的宣传队，给人家弹了琵琶。宣传队的领导当时就表示愿意要我，问了我的大概情况以后表示，他们会请煤矿领导在下一次招工时(通常是在年底)，专门给山阴县名额，把我从村里招上来。老实说，去煤矿并不是什么太好的工作，因为新招收的工人必须在井下至少干六个月才能转正，转正后才有资格被借调到宣传队，而且还随时有可能再被派回到井下干活。尽管如此，我觉得这总比在农村插队强。当时我插队已经四年多了，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人家宣传队愿意要我，能把我招到煤矿当工人就很不错了。心里有了这个底，我就回村去了，在坚持练琴的同时，只等着到年底煤矿来招工。
不久，我县几位知青用"音体美小三门儿”找工作的事被编成笑话，广为流传：
知青甲背着画夹子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他的画儿来让人家看，“这是素描，这是水彩，这是油画……”看完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 “走-！”
知青乙背着足球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球来给人家踢，没有操场就照着墙钔，叮呤咣啷是一通胡踢呀。踢够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 “走-！”
知青丙背着琵琶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琵琶来给人家弹，登棱登，登棱登，是乱弹一阵呐。弹完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 “走-！”
那个知青丙就是我，当然这笑话是用真名字说的。虽然好笑，还是有点苦涩。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6)：好友相助 投师学艺

我和YQ的保定之行虽然不成功，但却给了我们，特别是我，一个新的启示：因为三个单位都说，中阮不太需要，如果会弹琵琶还可以考虑。
琵琶真的那么重要吗？的确，她是民乐队中的主要乐器之一。不仅如此，当时的京剧现代戏都是用中西混合乐队，其中也都有琵琶，甚至一些西洋管弦乐队在只添加几件中国乐器时，也加了琵琶，例如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协奏曲<黄河>，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乐队，都是如此。这些在当时都是“样板戏”或者也享受“样板戏”待遇的作品，影响极大，她们都对琵琶如此厚爱，就更加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然而可能由于那时会弹琵琶的人还不太多，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例如保定的那三个单位的乐队居然都没有琵琶。很明显，如果我会弹琵琶，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
YQ和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是他先建议我说：“学琵琶吧，你有弹拨乐器的基础，是有利条件，应该能行。”但我开始还有些犹豫，一是没有乐器，二是自学恐怕不行，得有人教。YQ开导我说，可以先买一把最便宜的练习琴，大约也就是几十元吧；没有老师他可以帮我找。经他这样鼓励，我也动了心。于是我们到宣武门内的北京民族乐器厂门市部去看，可惜，琵琶已经缺货很久了。人家说，如果是专业团体，可以到乐器厂去定做。我们只好暂时做罢。
从保定回来以后，YQ也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一直不喜欢云南兵团，一来那里离北京太远，二来兵团也不如插队自由，所以他决定先转到我们那里去插队，再想办法凭打扬琴找出路。我非常高兴YQ能来，于是，我们回到了村里，去大队，公社和县安办开了同意接受YQ来插队的证明，这样只要云南兵团放人，就可以迁户口了。就在YQ来村里小住，动身回云南办手续之前，我村和邻村的几位伙伴要步行到恒山去玩。YQ是个爱玩的人，当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于是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了(去恒山的几件事见“插队生活回忆(21)：北岳松柏绿 知青友情深”)。
            从恒山的归途上经过应县县城，吃过午饭后，我们进了百货公司，准备闲逛一会儿就继续长征。我和YQ来到买乐器的地方，忽然发现货架上有两把琵琶，这真使我们又惊又喜！那琵琶是北京民族乐器厂出的低档练习琴，试了试，音量虽然不大，音准却很不错。一问价，三十六元。老实说，这不算贵，但不要说我当时身上只剩下几块钱，就算回村去取，也拿不出这么多。YQ见我犹豫，就说：“现在就买了吧，钱不够我这儿有。”说着就掏钱要替我付款。我连忙拦住他，因为我知道那是他回云南去的路费，要是把那钱用了，他拿什么回去呀？他一再说算是借给我的，但我执意要等回村有了钱再来买，最后总算说服了他。当时我很感动，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琵琶，不辜负好友的一片诚心。
      回到村里又住了两天，YQ就动身回云南了。那时通讯不很方便，过了十多天才收到他从云南的来信，说单位已经同意放人了，正在办手续。后来手续办好寄了过来，YQ就正式转到我们那里插队了。他由于路上奔波辛苦，肾炎又犯了，于是暂时回到北京在家养病。
那年秋后结算，我到大队会计那里，坚持说有重要事得用钱，好不容易才领出了几十元“余粮款”(就是自己挣的工分刨去队里分的口粮和菜，剩余的钱)。从我们村到应县有六十多里路，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应县县城，直奔百货公司。到那里一看，嘿！真不错，两把琵琶都还在，我挑了一把付款买下。因为是练习琴，没有盒也没有套，幸亏我有准备，带了包袱皮，网兜和背带，先用包袱皮把琵琶包好，放进网兜里，再用背带拴住网兜，斜背在肩上，就这样又登车上路了。记得那天没在县城吃午饭，而是用饭盒带了两块发糕路上吃了。晚上回到村里，几位同伴都来看我买的这“新家伙”，催着让我试试。可惜我当时一点也不会弹，也没有人工指甲，所以就只用手指拨了几下音阶。大家都为我高兴，又鼓励了一番。
我没多耽搁，很快就背着琵琶回到了北京，见到YQ，他当然也为我高兴，并说会尽快帮我找到老师。没过几天，传来了好消息，YQ父母单位有一位专业琵琶演奏家同意教我了。那时教乐器不讲究收学费，就是看人情和面子。我心里对YQ就别提多感激了！记得第一次见老师是YQ带我去的，因为是父母的同事，YQ叫他“叔叔”，其实那位老师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他是高个子，戴一副眼睛，人很和气，有些书卷气。他问了我过去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情况，说有其它弹拨乐器的基础，左手可能问题不大，但右手的弹挑和轮指是琵琶独特的技法，要多下功夫苦练。老师还教给我怎样做人工指甲，并约好了下次上课的时间，我和YQ就告退了。
能跟这位专业演奏家学艺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和珍惜！从此，我就和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5)：和好友去保定求职

那是插队第三年的盛夏，一天中午下工回来，收到好友YQ的来信，使我兴奋不已。
YQ是我小时候参加校外活动的好友之一，比我大两岁，主要学扬琴，后来去了云南兵团。半年前民乐队老同学在北京聚会时，我又见到了YQ。他在云南得了慢性肾炎，当时正在北京养病。我们互相鼓励，都愿意把过去在乐器方面的“本领”捡起来，争取以此找到出路。YQ在信中说，据可靠消息，保定有一家大厂，木横担厂，正在招工，特别想招有文艺特长的知青去加强该厂的宣传队。YQ有一个朋友因为会拉小提琴已经被招去了，他约我一同去保定碰碰运气。说来也巧，我们邻村的老Z也已离开了县手工业社，被招到保定木横担厂了。也就是说，YQ和我在那个厂都有朋友。YQ在信中还说，已经在北京帮我借了一把中阮。他想得真周到！这样我的乐器也没问题了。看罢来信，我当即决定，去！于是下午就到大队部请了假，第二天就动身了。
因为是一个人轻装简从，所以还是老办法：从我们那里到大同蹭客车，从大同到北京扒货车，一路基本顺利。到了北京，我来到YQ家，他正在抓紧练扬琴，我拿到了他借的中阮，也练了大半天，当晚就在YQ家休息。为了尽快顺利地到达保定，我们第二天一早是从永定门车站买票坐慢车去的。我背着借来的中阮，YQ不用带乐器，因为扬琴太大，已经联系好，到时候就用他们厂的。
到了保定，按地址找到了木横担厂。那是一个木材加工厂，专门生产木横担，就是电线杆子上的横木。产品虽小，厂子却很大，据说能供应整个华北地区的需求。我们找到了各自的朋友，下午就去看他们排练，说好在中间休息时，看我们的演奏。记得当时他们正在排京剧<红灯记>，几个主要演员都是过去戏校的。乐队是中西混合，有十多个人。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女孩打扬琴，没有中阮和其它弹拨乐器。
休息时，要看我们的了，除了乐队的人，还来了两个厂领导。YQ先打扬琴，他是从小跟一位著名扬琴演奏家学的，程度很深。他先打了<翻身的日子>，又打了根据巴赫的同名钢琴曲改编的<C大调前奏曲>。这第二首曲子转调和变化半音运用较多，当时对扬琴来说是很前卫的。YQ打得很熟练，很精彩。而后，我弹中阮，相比之下就一般了，因为中阮通常并不用来独奏，没有专门的独奏曲，加上我有多年没弹了，只是来之前临阵磨枪，练了半天，那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曲罢，他们厂和宣传队的领导说会尽快给我们答复。当天晚上，朋友们招待我们又吃又住，就不多说了。
第二天上午，朋友们就转达了他们领导的意思：不成功，对YQ的答复是“扬琴我们已经有了”，因为不大的乐队只需要一架扬琴。对我则说“中阮不大需要，如果会弹琵琶还可以考虑。”这也可以理解，因为琵琶比中阮更常用。
转达了这些，朋友们好像有点歉意似的，又告诉我们说，保定市文工团和保定专区文工团也都在招人，不妨去试试。我们想，既然来了，“宁让它碰上，别让它误了”，于是又马不停蹄地跑了这两个团体。人家倒是都接待了我们，并且认真地听了我们的演奏，但结果却很相似：扬琴人家都已经有了，中阮不太需要，如果会弹琵琶还可以考虑。
事已至此，我们决定当晚动身回北京。临走时，他们乐队里那个打扬琴的女孩还来来到男工宿舍，跟我们聊了一会儿，主要是和YQ交流打扬琴的体会，特别是询问了怎样把买来的琴笺子削好。YQ认真地传授了经验，还把自己带的一副琴笺子送给了她。那女孩很高兴，还和大家开玩笑。我当时不由得想：老话说同行是冤家，也未必，这两位同行不是处得挺好吗？
归途蹭车一路顺利，我们先买站台票进站，上了一列从南方开往北京的特快，保定是终点站之前停车的最后一站，车一开，旅客们就都开始收拾东西了，没有再查票。到了北京站，当然不能走出站口，因为那里要收票。我们就先到站西北角的货场出口，那里常有卡车出入，不难溜出去，但不巧，当时那铁栅栏门锁了。于是我们又来到站西南角的那个工作人员出入的小门，可惜因为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那个门也锁了。没办法，我们只好顺着铁路往东走，想绕出去。一直走到了东便门附近，前面是一座铁路桥，桥下先是一条小马路，再往前是一条河，可以看到，如果从桥上过了河，就更远了。于是我们决定从桥的侧面跳到桥下的斜坡地上。桥边离地面较近的一段护栏上有铁丝网，过不去；再往前到没有铁丝网的地方，桥边离地面已经比较高了。当时我和YQ还争着要先跳，YQ坚持说他学过跳伞，有经验，并嘱咐我跳下去要前脚掌先着地，身体要顺势下蹲。说罢他翻过护栏，双手扒住桥边，先把身体垂直挂在桥下，再一松手就跳了下去。待他站好回过身来，接住我从桥上放下去的乐器和书包以后，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跳下去了，都没事。而后我们顺着桥下那条小马路向北走了不远，就到了建国门。再从建国门走到北京站口，看到灯火辉煌的北京站大楼，想起刚才还在站里面，竟然有一种窃喜的感觉。
从那以后，每当我从北京站乘火车出行，经过那座桥时，都会不由自主地透过车厢的窗户再看看那里，并想起当年我们从桥上跳下去的情景。这里还得说一句，蹭车和扒车都不好，但愿以后永远也没有人需要那样做了。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4)：开始以“特长”找出路

插队两三年，一些人通过种种渠道离开了农村；剩下的，人心惶惶。指望上级统一安排工作看来是不可能了，大家不得不个人想个人办法。有人通过家里的关系，到部队当兵或去外地工作了，但有这样门路的人毕竟很少。当时也有来招工的，但分给知青的名额很少，能被招到专区首府大同去当工人，在当时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结果了。
从招工的情况看，除了需要政治条件好(主要是指“家庭出身好”)和本人表现好以外，如果具备一些文体方面的特长也很有用，因为大的厂矿愿意用有特长的人搞文艺宣传队，参加体育比赛，或画壁报搞宣传等。我们县里被招到大同去的知青，有好几位是因为有这类特长才被招上的。他们到了厂里，都成了厂球队的队员或文艺宣传队的成员。
由此我开始想，自己有特长吗？我倒是一直爱好音乐，小时候家里的留声机和收音机都是我的心爱之物。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参加校外的文艺活动，在民乐队学习演奏过中阮，柳琴，秦琴等弹拨乐器。有辅导员教，但那时我不懂得练琴，只是满足于能把简单的小曲子弹下来。五年级时，姥姥给我买了一把二胡，没人教，就自己瞎拉。后来插队了，二胡虽然带在身边，但只是偶尔拉着玩玩。有些人的特长是因为家里有人是干那个专业的，可以跟家里人学；但我不是，我家虽然也有人爱好音乐，但并没有干专业的。这就是我当时关于“特长”的情况，难道真要用这个来找出路吗？
就在我还没有想好，也没准备好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本县的手工业社“遭遇”了。那是在插队第二年的秋收后，听到一个消息：我们邻村的知青老Z，也是我校老高中的，因为手风琴拉得好，被本县手工业社招去当临时工，实际脱产在该单位的文艺宣传队拉琴。当时那个宣传队正在排练京剧样板戏清唱，乐队还缺人，大家都劝我去试试。我想，到县里当临时工总比在村里干农活强，于是决定去碰碰运气。由于我手头没有弹拨乐器，只好就拉二胡了。
我背着乐器步行二十余里来到县里的手工业社，经过老Z介绍，见到了宣传队的负责人。他是个转业军人，挺和气的。大概聊了几句以后，他又叫来几个宣传队的骨干，听我拉琴。记得我拉了<山村变了样>和<赛马>一慢一快两首曲子，这也是我当时的最高水平了。曲罢，人家没说什么。那位负责人又单独和我谈了一会儿，主要是问了家庭情况。我出身不好，都如实向他说明了。一来我不愿隐瞒；二来听说我们知青的档案都在县安置办公室，招人单位如果需要，可以去那里看档案，所以隐瞒也是瞒不住的。最后那位负责人对我说，这事他们和单位领导还要再商量一下，并请示上级，让我先回村去等消息。
没过几天，手工业社托人从县里传来了口信，说不能收我去当临时工，因为我的“政审没通过”！我当时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说了：“我X，不就是个县手工业社吗，还搞什么政审！？你不要我，我还不想去呢！”虽然如此“阿Q”了一下，还是感到很凄凉：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连到县里当临时工都通不过，那以后还能去哪儿呢？后来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认识到既然是以特长找出路，那就需要特长确实很强，才能弥补家庭出身不好的短处。而我的“特长”并不够长，毕竟拉二胡是自学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水平不高；相比之下，中阮和柳琴倒是跟辅导员学的，如果能把这类弹拨乐器再好好练练，应该比拉二胡强一些。但当时手头并没有这样的乐器，又该怎样发挥这个“特长”呢？
那年冬天回北京，当年参加校外文艺活动的老同学又相聚了，都是民乐队的。虽然大家小时候学那两下子有限，但有好几位已经把本领发扬光大，派上了用场：最出色的两位已在北京的专业团体工作；此外，有一位在北京一个建筑公司的宣传队，还有两位在东北兵团的师部宣传队，都是乐队骨干。当然也有像我这样上山下乡后，想找出路的。聊天时，我也讲了自己在县手工业社受挫的事，大家都开导我，并帮我分析，应该把弹拨乐器“捡一捡”，说不定会有机会。大家的鼓励使我感到很温暖，同时也增加了信心。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3)：学长在异国战死以后

记得是在插队第一年的夏季，一天收工回来，看到我的同屋，一位原老高二的学长，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我还以为他病了，刚要问，他先说话了，声音很低：“张育海死了。”我一听，愣了。不久前才听说育海已到缅甸参加了人民军，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过了片刻，同屋才告诉我，他今天到邻近的辛村访友，听LJ他们说的。LJ等人原来和育海是同班好友，并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我的同屋和育海也很熟识，我还从来没见过他的情绪如此低落。
我和育海并不相识，但由于他在学校时比较活跃，我又住校，所以知道他是谁。育海给我的印象是：瘦高的身材，长方脸型，单眼皮，表情好像比较严肃。我们要到山西来插队时，育海也报了名，但没被批准，因为以工宣队，军宣队为主的校革委会要审查他“和一桩反革命案件的牵连”。这“反革命案件”是指什么我们不清楚，但育海曾和几位同学办过一个小报<只把春来报>，并亲自撰写了长文<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一唱一和，“小骂大帮忙”。后来遇罗克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所以要审查育海很可能和这件事有关。育海不愿坐等被审查，就在六九年春节之前先到了云南，然后从那里去缅甸参加了人民军。我们是那年春天在村里听到育海出国参军的消息，对他的选择感到既惊讶，又佩服，也有些担心。没想到还不足半年，育海就在战斗中战死了。
那时就听说我校的另一位学长沈大伟也到缅甸参加了人民军。谁知一年以后，又传来了大伟也在战斗中战死的消息。大伟是育海的好友，原老高三的，和我们同一批到山西插队，在邻近的山阴城公社上小河大队。我和大伟也不直接认识，只是知道他是谁。大伟给我的印象是：中等身材，很敦实，好像略微有点驼背，圆乎脸，双眼皮，大眼睛，表情似乎略显忧郁。
记得育海战死后不久，从辛村LJ他们那里传来了育海生前给友人的信，我也看过，不是原件，是传抄的，原信中提到的人名被隐去了。记得信中有这样的话(仅凭记忆，不是原话，但大意如此)：战争是残酷的，不要用玫瑰色的眼镜看战争……；朝夕相处的战友，打过一仗，就少了几个……；环境很残酷，很艰苦，你们不要轻易来这里…… 等等。
后来听辛村的LJ讲，因为传抄育海的信，县公安局的警察曾专门到村里找过LJ，要他交出育海的信，并逼他动手翻自己的东西给警察看。当时LJ确实收藏着一封育海的信，放在衣箱里的一件上衣口袋内。警察看着他翻衣箱时，他一件一件地把衣服抖开给警察看，那件上衣也抖了，幸亏上衣口袋的钮扣扣着，信才没有被发现。那警察还威胁LJ说（大意）：你趁早老实点，要不我们把你抓进去关几天，给你档案上记一笔，你就得背一辈子，以后连媳妇都找不上...... 当警察的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又可气又可笑。幸亏那警察只是吓唬一下，并没有真的把LJ抓起来。我至今也想不大明白，当局为什么对育海的信那么重视。
育海和大伟的战死以及育海的信在我们当中确实曾引起过一些反响，有些人写诗词缅怀逝去的好友，还有些人曾认真地考虑过是否也去缅甸参加人民军。听说LJ等人还曾在村里齐唱过一首阿尔巴尼亚歌曲<献给游击队的烈士>，以寄托悼念之情。从那时起，这首歌在我的记忆中就永远和育海与大伟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多少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中学和插队时的往事，常会想起育海和大伟，佩服他们的优秀品质和敢做敢为的精神，同时也为他们走上了那条不归之路而感到痛心和惋惜！时过境迁，如今人们当然会对那段历史及有关人物做出理智的评价，但在我心目中，育海和大伟永远是值得尊敬的学长，是刚刚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一介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