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插队生活回忆（14~28）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4)：当地习俗 – 婚丧嫁娶

来到村里，很多当地的习俗是我们以前不熟悉，甚至没见过的。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很多这类东西都属于“四旧”，但村里的老乡和干部却不管那一套，照样按他们的传统习俗行事，真是有点“天高皇帝远”的意味。集中体现风俗习惯的莫过于婚丧嫁娶这些红白喜事了。我在村里时，亲眼见到过老乡办这些事。当时只是看新鲜，看热闹，没有刻意去记住什么，也不知其中的讲究。以下只是从表面看到的一些情形。
            刚到村里不久，有一位老汉去世了，享年七十多岁，这在当时当地算是比较长寿了。可能是由于他姓冯，是村里的大姓，辈份也高，又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在县里当干部，家里经济情况比较富余，故而丧事办得相当排场。按照当地习惯，人死后第七天才下葬，首先要尽快入殓。那位老汉去世前就已经准备好了棺木，所以很快就入殓了。第三天晚上有一个重要仪式，名为“叫夜”，就是死者的亲属要在灵柩前跪拜，哭喊。那天，我们虽然没到跟前去看，但那哭喊声很大，老远都能听到。第六天，也就是下葬前一天的晚上，有另一个仪式，叫做“散灯”，就是死者亲属排成队，每人都是白帽白袍全身戴孝，手提一盏白纸做的灯笼，在村里主要的道路上游走一番。由于有请来的“鼓匠”在前面吹吹打打地开路，很是热闹。记得那班鼓匠是从外村请来的，有四五个人，乐器有唢呐，竹笛，笙和鼓，吹奏一些民间小曲，情绪听起来好像大多是欢快的，至少不像是哀乐。此外还有一只特长的号，在乐队演奏的间隙，吹出一些“呜 – ” “呜 – ” 的长音，有点悲剧和恐怖的气氛。村里的丧事并不都是这样排场，有的家比较穷，办事也就因陋就简了。
            喜事当然是另一个样子。我也几次看到老乡办喜事，其中一次是本生产队一位和我们关系很好的小伙子娶媳妇，我和几位知青伙伴应邀参加了他的婚礼，当然也和其他客人一样搭了礼钱。如果人家没请，那是不该去的。新娘也是本村的，他们的婚姻是半包办，半自愿的。即虽然是父母包办，有媒人来回传话，他们自己也愿意，或许还是他们自己先愿意的呢。当然，按照买卖婚姻的习惯，男方要给女方家财礼是少不了的。
            到了婚礼那天，新郎先到新娘家去迎亲。虽然两家都住在本村，新郎还是坐上了马车去接。接上新娘后，车在村里故意转了一转，才到新郎家。亲朋好友们早已在院子里等候了，窗户上，房子里都贴了大红的喜字。新郎新娘都身着新衣，新郎兰制服，新娘红上衣，没有盖头。他们一到，就在院内正房前开始举行简单的仪式。有司仪，先是新人向毛主席像鞠躬，然后向男方父母鞠躬，再后是夫妻互相鞠躬。这显然已经是新旧结合的仪式了。鞠躬完毕好像也没有什么发言或讲话，就张罗着开始吃饭了。我和知青同伴被安排在客人们一桌，有白酒，肉菜和炸油糕，是当地最好的饭食了。席间，新郎还来敬酒，大家也跟他哄了哄。然后客人们还互相起哄，比酒量，很是热闹。喜事办得红火，主人家也高兴。那天我喝多了，睡了一下午，晚上还昏沉沉的，这是题外话了。婚礼的第二天要“回门”，就是新郎新娘一起回娘家去看看。新娘家也“办事”，即招待亲友和客人，但我们没有参加新娘家那边的活动。
我在村里只参加过这一次婚礼。其他有的是关系不熟，没收到邀请，只是老远看看；有的是因为冬天回城错过了。老乡选择冬天办喜事的比较多，可能是因为东闲期间有时间吧。还注意到一点，当地办喜事没见到有鼓匠参与，不知这是传统，还是偶然几次没请，还是一种新风尚。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5)：看老乡演戏

刚到村里的第二天晚上，大队领导为我们组织了一个相当规模的欢迎晚会。地点在小学校的院子里，舞台是现成的，就是学校院子里那个坐南朝北的戏台。我们十几个知青都被请到台上，坐在侧面。老乡在台下有的自带小凳坐着，更多人就是站着看。虽然是冬季，气温很低，但还是来了很多人，相当热闹。
      节目开始了，先是由村里十来个男女青年表演的歌舞“敬爱的毛主席”，没什么服装，就是男的黑棉袄，女的花棉袄。虽然歌声不够嘹亮，舞姿也不够优美，但他们都情绪饱满，挺喜庆的。
      接下来的节目让我有点吃惊，村里老乡竟然演了两出现代小戏！第一出叫<湘江渡>，从剧名我猜可能是从湖南的什么小戏移植而来，但没有证实过。剧情很简单，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模范售货员，年轻女子，挑担下乡送货，要过湘江；另一个是撑船的老汉，他久闻这位模范售货员的大名，但没见过面。经过一番询问对答，当然是用连说带唱的形式，老汉终于明白了眼前正是那位模范售货员，于是把她渡过湘江。   
      第二出小戏叫<巧送钱>，也是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解放军的小战士，一个是房东大娘。小战士不小心把大娘的什么东西弄坏了，要照价赔偿，给大娘送钱；可大娘坚决不要，还向他讲述解放军的好，当然也是大段的唱。最后小战士想了个办法，终于如愿以偿。
      这两出戏虽然小，每出大约也就是二三十分钟，但表演很到位，唱念做工完整，有伴奏，有服装，也有化妆。剧种是晋剧(山西中路梆子)。伴奏只有两个人，一人司鼓板，一人拉梆胡。这样的编制虽然简单，但却很实用，也很有效果。
      后来得知，扮演售货员的演员有三十来岁，和拉梆胡的伴奏者是夫妻。她们以前都曾在本县剧团干专业，六二年困难时期，县剧团和很多其它单位被“下马”，他们夫妻不得不回到村里务农。在另一出戏里扮演大娘的虽然唱老旦，但也就是三十来岁，以前是应县县剧团的专业演员，也是六二年因为单位下马，跟着丈夫回村务农的。扮演老汉和解放军小战士的是村里的两位20多岁的小伙子，不清楚他们是跟谁学的戏。这两出戏我后来又看过一两遍，因为村里一有什么场合要庆祝或欢迎什么人，就演这两出戏，所以给我印象挺深的。
      这两出都是现代戏，后来在村里呆的时间长了，知道老乡其实更喜欢传统戏，剧种主要是晋剧，也有耍孩儿等地方小剧种。常有人就在田头地边或上下工的路上唱两嗓子，记得有<秦香莲>，<杨家将>等戏的选段。因为是在文革期间，这些传统戏都被打入冷宫，不能演了，所以就只能演现代戏。
      上面提到的两位演过戏的老乡还有些“戏外戏”，也记在这里吧：扮演<湘江渡>里撑船老汉的小伙子家庭出身是地主，他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他曾写信上访，申诉他父亲土改时本是中农，后来在一次运动中却被打成了“漏化地主”。但这封上访的信却被转回村里，上级还指示要批判这个小伙子，因为他搞“右倾翻案”(“右倾翻案”并不是邓小平的专利，文革中曾多次反对“右倾翻案”)。于是村里开了他的批判会，一连几天，想挖出他的幕后指使。但小伙子软中有硬，只承认自己错了，是他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后来只能不了了之了。没想到十来年以后的一天，我竟然在大同市的街上又碰到了这位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已经到大同煤矿当上了矿工，他还坚持上访，终于使他父亲获得了平反(我们村里这种被错划成地主的有好几家)。我很为他高兴，我们站在街上聊了好一会儿。
      在<巧送钱>里扮演大娘的演员的丈夫家庭出身也是地主，他本是护士学校毕业的护士，六二年因家庭出身不好被“下放”，带着妻子回村务农。他身体较弱，不能干重活，所以工分挣得不多，家境不富余。一年秋天，他妻子，就是那个演员，因为假借割草之机偷地里刚成熟的玉米，被大队看田的抓住，随后在她家里翻出了已经偷回的新玉米。那年我也正好看田，翻她家时我也在场。记得从缸里翻出新玉米时，她哭了，挺可怜的。她丈夫坐在炕上，脸朝着窗外，一言不发。后来大队领导在社员大会上讲，由于她丈夫是地主家庭出身，要严肃处理此事，就是要按规定罚她家的口粮。这种因出身不好就要更加“严肃处理”的说法，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是司空见惯的。后来好像也没怎么处理就过去了。大队领导可能也是想趁机吓唬吓唬，不能让队里的庄稼被偷得太厉害了。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6)：听老乡唱民歌

老乡在工间或工余，有时会唱两嗓子，除了前面提到的唱戏，有时也唱歌，主要是当地流传的民歌。多数时候唱得并不完整，就来几句。和其它各地的民歌一样，这些民歌也反映了当地人民的喜怒哀乐及风土人情。可惜，我当时并没有留意，更没有拿纸笔去记录，所以现在还能想起来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记得有一次是在地头短暂休息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随口哼唱了这么几句：
“四月里来(那)四月八，奶奶(那)庙上祭娃娃。
人家有钱祭娃娃呀，我家哥哥没钱，祭呀祭个啥？没老婆咋扎呀。“
唱完大家都乐，歌者自己也乐了。我觉得好听，歌词也有趣，就问身边的老乡，得知这歌叫<光棍哭妻>。难怪大家乐，原来那个唱歌的小伙子就是个光棍。后来，听其他老乡多次唱过这首歌，来村里帮助办丧事的“鼓匠”们也演奏过。据说这首歌有十二段歌词，一个月一段，可惜我只记住四月这么一段。歌词中的“祭娃娃“是求子的意思；“奶奶庙”是当地一种民间小庙。可惜我们到村里时，已经看不到任何庙宇了。
      下面这首歌也很有意思，叫<小寡妇上坟>，曾经多次听老乡断断续续地唱过，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后生在他自家门口唱的，是童声，三段歌词他完整地唱了下来：
“城墙不高三呀三丈六，丈夫十七我十六。
十七十八来到你的家，二十上下守了个寡。
白日里想你扎不住个门，黑夜里想你吹不灭个灯。”
从歌词看，这歌本应是女声唱的，内容是很悲伤的，但人们，包括那个小后生，却都是笑着唱的。或许是有点恶作剧的意思？说不准。听多了能体会到，当地很多人唱歌都有一种苦中作求乐的味道。
      回想起来，爱唱几句的大都是性格比较开朗，也比较活跃的老乡。他们大都是青壮年男子，除了在刚来时的欢迎会上，我们从来没见过村里的女人唱歌。爱唱的老乡一般除了唱，还爱开玩笑，有时说些类似”黄段子“的东西，所以他们当中有些被人称作”诙后“，意思是有点不正经的后生。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照样又说又唱。话说回来，他们的歌声和话语给人们带来很多欢笑。也多亏他们，我们才能听到老乡的这些歌声。
      下面几首也是我在村里多次听到过的民歌，可惜歌词都记不全了，只记住一两段。和上面的两首一样，这些歌感情表达都很率真，情景描写也很生动。具体的不必我多说，大家读了歌词就知道了。
<走西口>
咸丰正(了)五(这)年，山西遭(了)年(的)限。
男人走口外，女人挑野菜。
二姑舅捎来一封信，西口外好(了)收(的)成。
有心走西口，就怕妹妹泪长流。
(注：”遭年限“就是遭天灾之意。)
<种大烟>
青天(那个)蓝天紫(个)蓝(这)天，什么人留下种(上个)大烟？
咸丰(那个)登基正(个)五(这)年，外国人留下种(上个)大烟。
            <想妹妹>
            想妹妹想得迷了一个窍，叼烟袋叼在了烟得脑，哎哟！烫了一嘴大燎泡！
            想哥哥想得迷了一个窍，蒸馍馍把个笼床而在了水瓮上，哎哟！一蒸蒸了个冰板凉！
<过大年>
过了(哇)大年(这)头一(这)天，我与我那连成哥哥来(呀)拜年。
一进门，把腰弯，左手扶来右手搀，
呐哈咿呀哎嗨，咱兄妹二人拜的是什么年呐，呐哈咿呀嗨。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7)：她不是“小芳”

前些年，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小芳”，是唱一个男知青和一个农村姑娘相爱的事。后来发现描写这类事情的文学作品也不少，一时间，好像当年男知青和村里女孩要好的事相当普遍，连本来对我很了解的朋友也问我：“你在村里呆了五年，真的没有‘小芳’?” 我确实没有。那些年不但没有和村里的女孩相好，也没有那种意义的“女朋友”。原因很简单，为了有机会离开农村时没有牵挂。后来开始交女朋友，已是离开农村几年以后的事了。尽管如此，这关于“小芳”的话题还是使我想起了村里的一个女孩。
记得初次见到这个女孩是在村里欢迎知青的晚会上，她和几个青年演了一个歌舞节目。她身材适中，两条粗黑的长辫子。眼睛虽不很大，却很有神，不时露出甜甜的微笑。我当时就觉得她是村里最“顺眼”的女孩。后来很快知道，她是我们知青临时厨房房东的女儿，叫淑青。我们每天出入她家的院子，时常碰到她。但除了简单打个招呼以外，没说过几句话。
淑青和我年龄相仿，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被安排在村里的电磨房干活。当时那里只有一台玉米粉碎机。淑青的工作，就是把粮食过秤，记账，并负责开关机器。她性格热情开朗，值班时很少坐下，好像总是在忙里忙外，帮助社员磨粮食。
那时我们村里十几个知青集体开伙，但无论男女，谁也不愿做饭和加工粮食，只好轮流做。记得我第一次去电磨房，正赶上淑青值班。由于我笨手笨脚，什么也不会，她就手把手地教我：磨面时，一定要攥紧机器出口的袋子。几十斤玉米很快磨完了，她让我蹲下双手撑着口袋，她弯下腰，用力把机器袋子里的面粉抖进我的口袋。不经意，她的长辫梢轻轻掠过我的额头。也许是因为我从中学起一直在男校住校，从来没有和女孩子这样近地接触过，当时竟有一点异样的感觉…… 我匆忙道了声“谢谢”，扛起口袋就走。回到厨房放下口袋，心还在”咚咚”地跳。从那以后，我不再那么烦加工粮食这活儿了。
村里一般女孩到十八九岁就出嫁了。如果到二十二三岁还没结婚就被称为“大女儿”。我们到村里一晃几年过去，淑青也变成“大女儿”了。听说她父母也在不断为她张罗。
那时村里仍实行父母包办的买卖婚姻，即男方家要给女方家一大笔财礼，价值一般要在千元左右。通常是由男方先托媒人到女方家谈，主要谈财礼的数目。谈的方式很特别，是在衣襟下用手指比划出数目，让对方摸，然后对方再以同样的方式还价，其目的大概是不想让旁人听到。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和骡马市上买卖牲口的方式没什么两样。然而这也不能全怪女方父母，一来习惯如此，大家都这样；二来如果家里有男孩，还等着用这财礼的钱娶媳妇呢。淑青就有个比她小三四岁的弟弟，很快也到娶亲的年龄，明摆着的。
一天轮到我在厨房做饭，无意间听到两个女生的对话：
“今天我到淑青家还笸箩，看见她家又来媒人了，是周庄的。”
“怎么样?”
“听说谈成了。男方刚从部队复员，以后还可能会分配工作呢。”
“那好啊。”
“你没见呢，他们谈的时候，淑青也在场，表情特别紧张，那样子真可怜。”
“紧张什么呀?”
“我也说不清。可能是怕又谈不成吧。‘大女儿’了，要是老嫁不出去，怕人说闲话呀。”
听了这消息，我先是觉得遗憾：以后再不能常见到淑青，她也不能再帮我们磨面了。但又一想，淑青终于有了归宿，而且听上去男方也不错，该为她高兴才是啊!  记得我后来见到她，本想开个玩笑，但不知怎么的，只是笨嘴拙舌地说了句：
“听说你要结婚了，恭喜呀!”
“结婚”一词说得很生硬，当地一般说“成亲”，“出嫁” 或 “出门”。她笑着回答：“哪有呢? 别听人们瞎说。” 但我分明看到她脸红了。其实当时这事在村里已经传开了。
那年冬天，他们办了喜事。当时我回城过冬了。转年开春再回村，已是插队的第五个年头，村里知青只剩下几个人。集体厨房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我们不得不分头到老乡家去吃饭。我和另一个男生就到淑青的父母家，也就是我们厨房的老房东家吃。由于淑青已出嫁，再到她家，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
一天我和同伴去吃中饭时，意外地发现淑青在家。她看上去脸色不大好，头发也有点乱，但她还是有说有笑地帮大娘为我们准备午饭。下午干活时就听“消息灵通”的老乡说，淑青是因为和男人打架，跑回来的，而且已不是第一次了。我听了，心里乱糟糟的。
吃晚饭时，没见到淑青，却见一位穿军上衣的小伙子。经介绍，得知他就是淑青的“女婿”。我们和” 女婿”一同吃了饭 (大爷大娘照例不和我们一起吃，他们总是要我们吃过后，才自己吃)。饭后，我们随便和”女婿”聊了一会儿，就告辞了。稍后我和同伴说起来，都觉得这小伙子挺好，个头长相都不错，谈吐也显得见过世面，就是不知为什么淑青与他不和。
第二天吃早饭，没再见到淑青和“女婿”，听说他俩一早就动身回周庄了。当时我心想，希望他们从此和好，生活幸福。
一转眼这么多年了，但愿淑青早就过上好日子了。她不是“小芳”，她只是村里给我印象最好的一个女孩。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8)：看田的风波

记得那是在插队第四年的秋天，大队领导让我也参加看田的工作。“看田”，有些地方又叫 “护秋”，就是在秋天从庄稼开始成熟到全部收割完毕，村里派专人组成小组，在地里和村口日夜巡逻盘查，防止庄稼被盗。我开始并不想干，倒不是像老乡那样怕得罪人，而是觉得日夜工作生活不规律 (只能轮班睡觉)，自己看书练琴的时间也少了。但又想到，领导让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参加看田是对咱的信任，硬是不干恐怕不妥，好在只有一个月左右，就答应了。
一天晚饭后，我照例来到小学校的教室，这是我们集合的地点。教室里有个大炕，是我们夜里轮流休息的地方。每晚大家都先到这里聚齐，商量轮流巡逻的安排。那天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突然来了。他对我们说，有人反映郭兴家有扒玉米的动静，你们晚一点悄悄到他家窗外听听，如果里面确实在扒玉米，就进去把他抓住。“扒玉米” 就是把成熟的玉米粒从玉米棒子上搓下来。如果这个时节在家扒玉米，那肯定是从地里偷的。经过商议，决定由包括我在内的两名知青和一名本村小伙子去。因为我们三个人都不和郭兴在同一生产队，和他不熟。这样如果需要抓他时，比较容易 “公事公办”。
支书走了以后，大家又聊了一会儿郭兴的情况。我才得知他是贫农成分，老婆几年前病死了，只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他自己身体也不好，常常不能上工，干也只能干点儿轻活，所以工分挣得很少。家里没有女人也就没有什么家庭副业，所以很穷。两个男人光靠队上分那点儿口粮，肯定是不够吃的。我当时就感觉到去抓郭兴是一件没人爱干的差事，但领导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推。另外我也想，偷集体的粮食总是不对的，所以抓也没有错。
过了晚十点，多数老乡都已经睡下了。我们三个人借着月光来到郭兴家，悄悄翻墙进了院子，发现他家的油灯还亮着。我们捏手捏脚地走到窗前蹲下，听到屋里果然有扒玉米的声音。听了一会儿，觉得确实没有听错，我们就站起身来大声叫门了。
刚一叫，屋里的油灯马上熄了。又叫了几声，里面才答应，说是已经睡下了，有事明天再说吧。我们坚持说有要紧事，屋里才又点亮了灯。门开了。我看到郭兴是个瘦老头，还有些驼背。他结结巴巴地问有什么事。我们没多解释，边问他刚才在干什么，边从堂屋进到里屋。见炕上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躺在被窝里，还没睡着。我觉得这孩子眼熟，但当时顾不上多想。见到炕席鼓囊囊的，我们就把炕席一掀，发现下面铺满了新鲜的玉米粒和玉米棒子，这下可是人脏俱在了。
郭兴哑口无言，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对我们又鞠躬又作揖，不停地说：“饶了我吧！放了我吧！ 我实在是没办法！ 我再也不敢啦！…” 我们打断他，让他到小学校跟领导说去。但他不走，回头看了看炕上的儿子，突然过去抱住儿子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大拴那！ 这下可闹下鼓捣啦 (闯下大祸的意思)！ 这可怎么好啊！? 叫我怎么活呀！? …” 大拴见父亲这样，也跟着哭了起来，我们在一旁劝阻也没有用。
这时我才想起以前是怎样见过这孩子的。那是以往中午收工，有时碰上小学校放学。一个背着蓝布书包的男孩看见我，常对我笑笑，然后一溜烟地跑开。原来他就是郭兴的儿子大拴。此刻看到父子俩抱头哭作一团，心里乱糟糟的。我们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都不知如何是好。如果硬要把郭兴拉走并不是拉不动他，但谁也没有动手。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我们决定让那个本村小伙子去报告领导。不一会儿，大队长来了。他让郭兴和我们都到小学校去，让大拴抱上被子也跟着到那儿去睡觉，郭兴家的门上锁，钥匙大队长拿着。
到了小学校，发现副大队长兼一队队长已经在那里等侯，因为这是入秋以来发现的最大的案子，但不知支书为什么没在。两位大队干部请郭兴上炕坐下，开始和他谈话。出乎我的预料，谈话是在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们问郭兴都是在什么时候 “拿”，怎么能“拿” 那么多…… 郭兴开始还有些紧张，后来看到队干部们这么和气，他也放松了。他们聊够了，郭兴也和我们一起在那里休息。
第二天早晨，民兵彻底检查了郭兴的家，共搜出扒过和没扒过的玉米棒子一百余个，连同扒下的玉米粒一起收入了大队粮库。领导还放出话说，对此事要严肃处理。
白天，我照例到地里巡察，见到我们生产队的人在收玉米，就像往常一样搭把手儿帮着装装车什么的。昨夜的事早已传遍全村，老乡们议论纷纷，口径基本一致 – 同情郭兴，为他担心。更有心直口快者，叫着我的名字大声质问：“你们是怎么想起去抓郭兴的? 他又穷又有病，还让不让人家活?” 我觉得委屈，想说：“是支书让去的，我们能不去吗?” 但又想起自己当时也是愿意去的，又何必辩解呢? 老乡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根据大队的规定，偷一个玉米棒子要扣罚十斤口粮。郭兴偷了一百多个，就是把他家两口人一年的口粮全部扣光也不够啊 (当时每人每年的口粮是三百六十斤)。要是真的把口粮扣了，他和大拴又该怎么活呀?
可能是因为难于处理，大队将此事上报了公社，公社也迟迟没有回音。秋收完毕，我和其他知青回城过冬去了。第二年开春回村，听说队里并没有扣郭兴的口粮，事情好像不了了之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一天中午收工，又碰上小学校放学。我一眼看见背着蓝布书包的大拴，他也看见了我。和往常一样，他对我笑了笑就一溜烟地跑开了。我当时心里一热，看来这孩子没有怨恨我们。但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他和他父亲。     
多少年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总是很后悔：当初如果坚持不参加看田，就不会卷进这场风波，也不会对郭兴和大拴感到歉疚了。但我也想到，即使我不参加，大队领导也会派别人去抓他。他那样“拿”集体的粮食真的错了吗? 领导派我们抓他真的对吗? 对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很多事情是很难简单地用 “对” 或者 “错” 来评判的。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19)：寻觅古战场的踪迹

插队期间，我们借冬闲或农活不忙的机会，多次外出游山玩水。下面记述的是刚下去后不久的第一次出游，也是唯一一次搭乘村里的大车外出旅行。
通过和老乡聊天，发现他们对宋代杨家将的故事都很熟悉。他们还说，杨家将打过仗的金沙滩和两狼山都离我们村不太远，生产队进山拉煤的大车就经过这些地方[*]，还能见到李陵碑呢！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经大队领导批准，我与一个知青同伴决定乘冬闲之机跟着大车去一趟，车把式们也都愿意带我们去。
出发之前，我们仔细察看了挂在大队部的雁北地图，对整个行程有了大致的了解。拉煤的地点是在离我们村约百余里的怀仁县寺峰山煤矿，当天回不来，要住车马大店。为了在上午赶到煤矿装车，大车总是在前一天晚上从村里出发。
记得我们是在晚十点左右动身的。那天天气很好，又正值皓月当空，原野上的景物依稀可辩。道路就像一条灰色的带子向前方延伸，隐约可见远山黑乎乎的轮廓。我们一行八挂大车都没点灯，就借着月光行进。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在车上坐时间长了就觉得冷。於是我们便下车步行，等感觉身上暖和些了再上车。路上，我们还不断地和车把式们聊天，从古至今什么都聊，有说有笑，兴致勃勃。
出村后不远，就到了村北那条山梁 – 黄花梁。它虽然不高，却是我们村所在的桑干河谷地和北面的大同盆地的分水岭。山梁的几处峰顶都座落着古烽火台，平时我们在村里也能远远望见。烽火台表层的城砖早已剥落，只剩下黄土垒成的棱台形主体。当大车翻过山顶时，离其中的一座很近。看着月光下那高大墩实的古建筑，想到这里曾经是狼烟四起，烽火连天，古代将士们曾在此日夜守卫，我忽然感到与历史的距离好像被拉近了。
翻过黄花梁就进入了怀仁县，到了金沙滩林场，也就是古代的金沙滩了。从名字上看，这里从前可能是沙漠，当时也仍然有大片荒地，林场的树大部分是防风固沙的灌木。我们不由得又聊起了杨家将在金沙滩打的那一仗……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们到达了预定“打间”(休息) 的地点 – 大峪口村车马大店。车把式们先把大车和牲口安顿好，喂上草料，然后来到大店的客房。客房里有一个大通炕，炕头有个灶台，灶火是生着的。我们把火捅开加上煤，屋里和炕上很快就都暖和了。车马大店没有饭厅，客人们大都是自带干粮或带粮食自己做，店里只提供炊具和碗筷。于是我们开始把自带的玉米面合在一起，在灶上蒸窝头，熬糊糊(即玉米面粥)。饭熟了，没人客气，盛上糊糊拿起窝头就吃。没什么菜，好像就是有人带了点自家做的“烂腌菜”(用胡萝卜和洋白菜腌制的酸咸菜)，谁要吃就就上两口。
            饭后稍是休息，就又套上车出发了。这时天已蒙蒙发亮。前面就要进山了。车把式告诉我们这就是两狼山。放眼望去，这山果然险峻，两座高大的山峰巍然耸立，像两座山门，其中一座峰顶上矗立着古烽火台。两山中间是一条峡谷，进山的路就沿着峡谷蜿蜒而上。坐在大车上，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杨老令公在两狼山头碰李陵碑壮烈殉国的故事。
            正想着，有车把式突然喊道，前面就要到李陵碑了！他们把车停在路边，引我们来到路旁的山崖下，指着一块石碑说，这就是李陵碑。我们看到这碑和想象中的不大一样。记得小时候看过的小人书上画的李陵碑有一人多高，上有 “李陵碑” 三个大字。而眼前的这块碑不足一人高，正面的四个大字竟是 “阿弥陀佛”。碑上有一块碗口大的红色痕迹，据说是老令公的鲜血所染成。但仔细察看，发现那痕迹好像是由红色的小沙粒镶嵌在石碑表面所形成的，所以血迹一说恐怕靠不住。总之，我们当时对那块碑的真伪就有些怀疑。可惜那时我们没有照相机，没能留下那块碑的影相……
            到煤矿装好车以后，我们就开始往回赶。于傍晚又回到大峪口村车马大店。吃过饭后，睡了半宿。铺的是自带的毯子或毡子，盖的是大衣或皮袄，合衣而睡的。十六个车把式加我们两个知青共十八个人睡在大通炕上，还很宽敞，可见那客房确实很大。由于前一天晚上没睡，那一觉睡得特别香。半夜时分被叫醒，坐上大车再次出发，于次日清晨回到了村里。
几年以后，从一些书籍中了解到，金沙滩和两狼山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还有差别。首先，所谓金沙滩一仗《宋史》无载，很可能只是民间传说而已。再有，据《宋史》记载，杨业兵败被俘的地点叫陈家谷，据专家考证，是在今朔县东南，而两狼山是在离朔县百里开外的怀仁县境内。显然，两狼山不是陈家谷。另外杨业也并非头撞李陵碑而死，而是受伤被俘后绝食而终[**]。所以，李陵碑的真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得知这些史实以后，想到金沙滩和两狼山都只是传说中的古战场，多少有些遗憾，但每当我回忆起那次旅行，总还是有一种自豪和庆幸的感觉。因为那片土地曾经是古战场应该没有疑问，那些山顶上的烽火台就是明证；更重要的是，那次搭乘大车寻觅古战场的经历不仅使我们增长了见识，也充满了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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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北虽然很穷，但由于煤炭资源丰富，煤相对便宜。老乡做饭取暖，除了就地取材用柴禾外，也用煤。当地逢年过节还有烧旺火的习俗。“旺火” 就是用煤块搭成的中空的圆塔，大小不拘。大的有一人多高，点着后能烧一宿。
** 见《宋史。杨业传》: “…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0)：“溯源”桑干河 戏水神头泉

插队第二年的夏天，我们按上级的安排，到县里参加了几天体育活动。结束后，我村和邻村的几位伙伴商量，决定趁机出去游玩一次。由于北面的大同已经去过，于是决定乘火车向南。
那时知青因为没有什么钱，需要乘火车时，常常是蹭客车或扒货车。我们一行五人来到县城的火车站，悄悄扒上了一列车头朝南的货车。当时我们的打算是，如果能到太原最好，到不了就能到哪儿算哪儿。记得上的是一截空车皮，先蹲在里面不做声，听到车下的铁路工人敲敲打打地检查过列车以后，车就开动了。等开出车站，我们才站起身来，眼见两旁的景物飞快地闪过，耳边的风声呼呼做响，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我忽然想起电影<铁道游击队>，竟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声：“扒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可惜好景不长，车才开了不大功夫，就在一个叫神头的车站停了下来，半天也不走。我们正等得心焦，一个同伴忽然说，听说神头有个神头泉，是桑干河的源头，应该离这里不远，咱们何不就到神头泉去，溯源桑干河？大家一听，都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当即从货车上爬下来，向人问了路，很快就来到了桑干河边，开始沿着河岸向上游走，听说走四五里地就能到达神头村及神头泉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远处的那个村子，村后面是连绵起伏的山峦，近处是绿色的田野，风景很不错。
和不少同龄人一样，我第一次听说桑干河，是从著名作家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尽管我没看过那部小说，但感觉桑干河的名字多少有点诗意。来到山阴县插队后，得知本县的中心地带在地理上位于桑干河谷地，然而我们村离桑干河还有几十里地，没有机会去游玩。这次来到了桑干河，又能“溯源”，大家的兴致都很高。
这里是河流的上游，河床不宽，大约有二十多米。由于那年比较天旱，河水水位比较低，河面只有十来米宽。河水很清，边上很浅，我们挽起裤腿，光着脚或穿塑料凉鞋在浅处趟水走。河中间也试了试，发现最深的地方也不过就到膝盖上面一点。水底是沙子和小石子，没有什么淤泥，很容易走。我们在河里边走边聊，还有人哼着小曲。因为天热，这样走觉得很凉爽。
时间不长，来到了神头村跟前。河道在这里有个不大的转弯，在转弯处，远远看到一个东西在向外喷水。走近一看，是从河底钻出的一个很粗的铁水管，有一人来高，水就是从这管子里不断地冒出来的。那水很清，像自来水似的。我们过去围着那粗水管洗脸，冲腿，还喝了几口水，觉得很痛快。水管虽然是人工的，但很明显，这一定是从神头泉流出的水，神头泉应该近在咫尺了。
果然，我们从河床里走出来，快进村的时候，发现路旁有个很大的水池，或者叫小湖。一打听，老乡说这就是神头的“海子”，也就是神头泉了。可能是由于水里石头上的青苔和水草的缘故，乍一看池水呈绿色。仔细看，池水清澈见底，下面有好几处在向上冒水，有点像微微开锅的滚水。“水致清则无鱼”，的确，在这清澈的水里没看到有鱼或任何其它小动物。这样的水池或“海子”实不多见，我好像也是第一次见到。路边紧靠水池有一间很旧的房子，房子与水池之间有一部水车，木制，很大，直径看上去有三米左右。水车是静止的，显得破旧而古老，看样子已经不能用了。我们想象，当年池里的水是从这里流出，带动水车，水车再带动房子里的磨盘之类，可惜门窗都封着，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我们在这“海子”边的树荫下席地而坐，看着这美丽而奇妙的景观，久久不舍得离去……
      归途上，我们从神头车站顺利地扒上了一列北上的货车。可是车开到我们县城那一站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只是减了速。我们看车速不快，就决定跳车，因为如果不在这里下，不知要到哪里车才能停。我们迅速在车上分散开，爬到车厢外，各自把住一个扶梯，双脚站到最低一级，单手拉着扶梯准备跳。我有些犹豫，但见到前面有同伴已经跳了下去，就鼓足勇气往下一跳，脚刚着地就不由自主地向前紧跑，结果后背好像被什么推了一下，摔了个大马趴。还好，摔得不重。我们几个人在车下聚齐以后，于当晚回到了村里。扒车当然不好，但愿以后永远也没有人再需要扒车了。
后来听说，桑干河的主要源头并不在神头，神头泉只是桑干河的源头之一，所以我们的“溯源”是打引号的。以后我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关系，又曾两次去过神头，但回想起来，玩得最开心的还是插队时去的第一次。多少年过去了，听说神头泉那里也修了一些吸引旅游者的设施，现在应该比我们去的那时候漂亮多了吧！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1)：北岳松柏绿 知青友情深

插队的第三年，我和几位同伴曾步行去恒山游玩。北岳的雄浑，悬空寺的险峻，应州木塔的神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路上发生的一些小事体现了同伴们之间的友情，也使我难以忘怀。下面就是其中的几个片断。
 
  借宿裴村
那年夏末秋初，我们一行九人(都是男生)，趁秋收前农活不太忙的机会，步行到二百多里以外的恒山去游玩。九个人中有五个来自邻近的辛村，都是好朋友。记得我们是在晚饭后出发的，经过一夜的行程，第二天一早到达了应县县城，而后继续东行，终于在下午五点多钟来到了我们计划的第一站，浑源县的裴村。
先到裴村是因为那里也有北京知青，我们当中辛村LJ的弟弟就在那里插队。LJ原是我校老高二的，个头高，人也善，有兄长风范，他弟弟LW原是八中老初二的。到了裴村知青的住处，LJ上前敲门询问，一个女生开门答话说，LW不在，他们都上工去了，还没回来。我们当时都很疲惫，就坐在院子里等候。一会儿看到刚才答话的那个女生进厨房做饭去了。有人提醒LJ，要不要去和人家说一下，多做点饭，免得等LW他们回来再多做就费时间了。LJ有些犹豫，可以理解，他是在顾虑一来和人家素不相识；二来也不知这里男女生的关系怎样。但经不住几个人再三催促，LJ终于走到厨房门口。我们听到他对那女生说：
“晚饭能不能多准备点儿？我们得在这儿吃，回头把钱和粮票留下。”
“你们几个人啊？”人家问。
“九个。”
没再听到答话。LJ回来告诉我们，人家答应了。
等LW和几个男生下工回来，马上招呼我们进屋上炕坐，又是倒开水，又是让香烟，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非常亲热。没过多一会儿，晚饭就端上了炕，一大笼屉蒸土豆和玉米面发糕，一大瓦盆小米稀饭，还有腌菜，都很可口。这在当时当地是很好的饭了，因为小米稀饭比玉米面糊糊好喝，土豆也比窝头好吃。我们也没太客气，和主人们一起，风卷残云地吃了个饱。
饭后，主人们拿出了扑克牌，围棋，象棋等，大家玩了一会儿，就安排我们休息。他们的房间里都有炕，睡的地方没问题。主人们又翻箱倒柜，找出了多余的被褥，毯子，大衣等给我们当铺盖。虽然是夏天，但当地温差大，晚上睡觉还是要盖上点的。记得那一晚我睡得很熟很香！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LW和他的几个男同伴送我们到村口。我们一再道谢，邀请他们以后有机会到我们那里去玩，但不记得是不是向那位做饭的女生说过谢谢了。
恒山水库的波澜
            上恒山的路上，玩过了悬空寺，就到了恒山水库。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普照，我们走得热了，一看到水库里那碧绿的水，就忍不住决定下去游泳。那水库是在两山之间的山沟里建成，狭长形的。我们从公路的这一侧看到对岸并不远，就下水向对岸游去。然而，游了一会，才感觉到实际离对岸并没有那么近，水还挺凉，但水库的水是很深的，不可能在中间站住休息，所以大家就都一直向前游，又游了一阵，才陆续到达对岸。

            那边是背阴，没有阳光。我们刚在水边的一块空地上坐下休息，忽然发现LJ好像不大舒服，只见他脸色发暗，嘴唇发紫，牙齿直打颤，双臂紧抱在胸前，说身上发冷。这可能是由于当时营养跟不上，游泳又消耗了很多体力和热量的缘故，应该给他保暖。然而我们都是只穿短裤游过来的，没有衣服或毛巾之类的东西。怎么办？只有尽快返回对岸穿上衣服晒晒太阳才行，但LJ当时的状况，看来是很难再自己游回去了。我们其他人虽然没有LJ那么冷，但也都有点累，不太想再下水游了。这边的岸上多是悬崖峭壁，没有路，根本不可能绕回到我们开始下水的那边，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乘船返回。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远处水面上确实有条木船，船上还有个人，一边慢慢撑船，一边好像在从水里打捞水草。于是我们向船的方向使劲喊：“哎！哎！帮帮忙吧！帮帮忙吧！“反复喊了几遍，船上的人好像听到了，但停了一下，还接着干他的事，并没有向我们这边划。我们再喊，他还是不过来。这时，我们村的一个同伴M决定游过去求那船上的人。M的身体不错，当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只见M下水后，以蛙泳的姿势一下一下地向那木船游过去。LJ看到这情景，一边打颤一边反复感叹着：“M真仗义！M真仗义！”我们远远见到M终于游到了船跟前，向船上的人说了什么，那人好像终于被说动了。只见M双臂撑着船帮爬了上去，船掉过头来，开始向我们这边划了……后来LJ和我们大家都上了船，返回到出发的岸边。记得那船是长方形的，很大；船上的人不像一般农民，可能是个水库的管理人员。我们当然对人家一再道谢，同时心里也都在感激M，因为他不仅帮了LJ，也帮了我们大家。
归途上的意外发现
      归途上还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我们在应县城里的百货公司意外地发现了一件我很需要，但在北京都买不到的东西，要三十多元。因为我没带，也没有那么多钱，一个好友当时就要不顾一切地掏钱给我买……由于这件事说来话长，还是以后从头说吧。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2)：本向五台去 却游平型关

久闻五台山的大名，一直想去。从地图上看，我们插队的地方离五台山并不算远，但交通却很不方便，要先乘火车南下到忻州或原平，再换乘长途汽车折向东北，才能进入五台山区，很绕。后来听说，可以走小路先翻过我们南面的馒头山，再沿滹沱河谷地向东至砂河镇，再向南拐，即可从北面进入五台山区。算了算，步行去要走三天，在山里玩两天，回来想搭车或蹭车，也要一两天，这样，全程大约要六七天。主意已定，我和本村及邻村的同伴一行五人，在夏末秋初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出发了。
下面是山西东北一带的局部地图，桔黄色虚线是我们的实际行进路线。可以看出，到砂河以后，我们没有向南去五台山，而是继续向东去了平型关战场，其中原因，还得容我从头说。




第一天，我们从本村一直向南，涉水渡过桑干河，再继续南行，来到离馒头山不远的羊圈铺村，那里也有北京知青。和老同学相见格外亲切，主人们还好好招待了一番。第二天走了一整天山路，先上后下，终于从侧面翻过了馒头山。当晚来到繁峙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就在那里借宿了。
第三天一早出发，沿着公路向东，于午后赶到砂河镇，在路口正要往南向五台山行进时，却发现有解放军持枪站岗不让过。只见军用卡车不断地经过这里，朝五台山方向开的全是重车，载的东西用草绿色帆布盖住；而从那边返回的全是空车。我们和站岗的解放军一再磨蹭，但对方回答很坚决：奉上级命令不能通行。我们只好自叹倒霉！大老远好容易到了这里，却去不了五台山，难道要白跑一趟？大家想了想，有人提议说，这一带也有北京知青，何不先找他们打听一下，或许会有些办法。
于是我们离开路口，来到了附近一个有知青的村子，有几个男生正在家。我们上前说明了来意，他们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坐，并说，去五台山的路已经很长时间不让通行了，里面正在修战备工事，保密的，不让去。我们又问附近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他们建议，可以去平型关，那里是当年的战场，有个新修的纪念馆。交通也很方便，因为从北京到原平的铁路正在施工，每天有接送工人的通勤车经过附近，搭乘通勤车就可以到平型关。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当即决定，五台山去不成了，就去平型关！
次日上午，在那几位知青的帮助下，我们搭乘通勤车到了平型关站。下车后，见到半山坡上有一座白色的楼房，那正是平型关战役纪念馆。我们来到楼前的传达室，向值班的一位年轻军人说明了来意，但他说纪念馆还没开放，不能参观。经我们请求，年轻军人找来了一位比较年长的军人，他的军上衣有四个兜，显然是一位军官(那时已废除军衔制，从领章上看不出官阶)。那军官提出了几点要求，包括不许触摸展品，不许照相等，我们当然是满口答应，他就让我们进去了。
来到展厅，发现展览已经布置好了。主要有毛的语录，战斗的示意地图，一些当年的照片，以及解说词等。实物并不很多，有八路军使用过的步枪，大刀；还有缴获日军的三八大盖，王八盒子，歪把子机枪，指挥刀，以及钢盔，军装，皮鞋，军旗等。展览最后是林彪一篇关于平型关战役总结的全文，好像当时还没有公开发表过。
从展厅出来，我们又来到传达室，向那位值班的军人告辞，他请我们坐下休息片刻，还让一个女兵送来了茶水。我们边喝茶，边和他聊了一会儿。谈话中得知他原来也在北京上中学，是七零届的。当时大家都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我们又聊到，展览中除林彪外，没提其他指挥员的名字。他说，当时参战的几位团长是李天佑，杨得志，杨成武。大家都知道那时杨成武已经被打倒了，但他并没有避讳。我们那天的确是渴了，一边聊，一边没少喝茶水。那个女兵拿着茶壶不断地给我们往茶杯里蓄，但她没怎么说话。最后，年轻军人又在门口指给了我们几个值得看的地方。
从纪念馆出来，沿着路标继续往山坡上走不远，就到了林彪的指挥所。其实就是在半山坡上有块石头刻着几个字作为标志，其它什么也没有。回想在刚看过的展览里有一张林彪在这里手持望远镜了望的照片。从这里回头看，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当年战场的全景，而敌人大概是很难想到这里有对方的指挥所。
从山坡上下来，我们来到了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土桥沟，听说为了保留战场的原貌，这段公路没有重修。路不宽，小的上坡下坡很多，不像现代的公路有石子，全是土路，中间还有两道车辙。公路靠林彪指挥所的一侧是比较缓的山坡，而另一侧有一个较高的山包，半山腰有个小庙，老爷庙，那就是著名的老爷庙至高点。想起初中语文课学过的一篇课文，李天佑写的<首战平型关>里讲过，当时的战斗很惨烈，为了冲过公路，抢占那个至高点，不少战士都倒下了。这段蜿蜒起伏的土路虽然看上去平常，却是中国军人英勇杀敌的见证！我们从土桥沟上坡到老爷庙，见到还有几间旧房子，里面也有个简单的陈列，据说那个纪念馆落成之前，展览就在这里。
听说长城上的平行关关隘离这里还有十多里路，但没有车可搭。我们那天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到平行关关隘了，这是那次出游的一个遗憾。
从平型关返回我们村的行程非常顺利：先乘通勤车到枣林站，再从枣林蹭上小客车到了原平。原平已是北同蒲线上的一个大站，半夜时分再从原平登上太原开往大同的客车，一路都没有查票，次日凌晨就到了距我们村仅十几里的那个小站。走回到村里还不到吃早饭的时间，想起我们十几个小时之前还在平型关，觉得很有意思。
过了些天，发现林彪有日子没见报，传说他出事了，但我们都不敢相信。直到“十一”，林彪还没有露面。终于从北京传来了比较可靠的消息，林彪已死，成了“叛徒”和“卖国贼”。这使我们很庆幸那次去了平型关，假如再晚个把月，那个纪念馆肯定是不让参观了。
从那以后多少年，又陆续看到过一些关于平型关战役的文字，对那一仗有了些更客观的了解。但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中国军队打的一个胜仗。我这篇回忆只是客观地记述插队时的一次出游。如果以后有机会，台儿庄也想去看看。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3)：学长在异国战死以后

记得是在插队第一年的夏季，一天收工回来，看到我的同屋，一位原老高二的学长，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我还以为他病了，刚要问，他先说话了，声音很低：“张育海死了。”我一听，愣了。不久前才听说育海已到缅甸参加了人民军，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过了片刻，同屋才告诉我，他今天到邻近的辛村访友，听LJ他们说的。LJ等人原来和育海是同班好友，并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我的同屋和育海也很熟识，我还从来没见过他的情绪如此低落。
我和育海并不相识，但由于他在学校时比较活跃，我又住校，所以知道他是谁。育海给我的印象是：瘦高的身材，长方脸型，单眼皮，表情好像比较严肃。我们要到山西来插队时，育海也报了名，但没被批准，因为以工宣队，军宣队为主的校革委会要审查他“和一桩反革命案件的牵连”。这“反革命案件”是指什么我们不清楚，但育海曾和几位同学办过一个小报<只把春来报>，并亲自撰写了长文<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一唱一和，“小骂大帮忙”。后来遇罗克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所以要审查育海很可能和这件事有关。育海不愿坐等被审查，就在六九年春节之前先到了云南，然后从那里去缅甸参加了人民军。我们是那年春天在村里听到育海出国参军的消息，对他的选择感到既惊讶，又佩服，也有些担心。没想到还不足半年，育海就在战斗中战死了。
那时就听说我校的另一位学长沈大伟也到缅甸参加了人民军。谁知一年以后，又传来了大伟也在战斗中战死的消息。大伟是育海的好友，原老高三的，和我们同一批到山西插队，在邻近的山阴城公社上小河大队。我和大伟也不直接认识，只是知道他是谁。大伟给我的印象是：中等身材，很敦实，好像略微有点驼背，圆乎脸，双眼皮，大眼睛，表情似乎略显忧郁。
记得育海战死后不久，从辛村LJ他们那里传来了育海生前给友人的信，我也看过，不是原件，是传抄的，原信中提到的人名被隐去了。记得信中有这样的话(仅凭记忆，不是原话，但大意如此)：战争是残酷的，不要用玫瑰色的眼镜看战争……；朝夕相处的战友，打过一仗，就少了几个……；环境很残酷，很艰苦，你们不要轻易来这里…… 等等。
后来听辛村的LJ讲，因为传抄育海的信，县公安局的警察曾专门到村里找过LJ，要他交出育海的信，并逼他动手翻自己的东西给警察看。当时LJ确实收藏着一封育海的信，放在衣箱里的一件上衣口袋内。警察看着他翻衣箱时，他一件一件地把衣服抖开给警察看，那件上衣也抖了，幸亏上衣口袋的钮扣扣着，信才没有被发现。那警察还威胁LJ说（大意）：你趁早老实点，要不我们把你抓进去关几天，给你档案上记一笔，你就得背一辈子，以后连媳妇都找不上...... 当警察的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又可气又可笑。幸亏那警察只是吓唬一下，并没有真的把LJ抓起来。我至今也想不大明白，当局为什么对育海的信那么重视。
育海和大伟的战死以及育海的信在我们当中确实曾引起过一些反响，有些人写诗词缅怀逝去的好友，还有些人曾认真地考虑过是否也去缅甸参加人民军。听说LJ等人还曾在村里齐唱过一首阿尔巴尼亚歌曲<献给游击队的烈士>，以寄托悼念之情。从那时起，这首歌在我的记忆中就永远和育海与大伟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多少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中学和插队时的往事，常会想起育海和大伟，佩服他们的优秀品质和敢做敢为的精神，同时也为他们走上了那条不归之路而感到痛心和惋惜！时过境迁，如今人们当然会对那段历史及有关人物做出理智的评价，但在我心目中，育海和大伟永远是值得尊敬的学长，是刚刚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一介书生……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4)：开始以“特长”找出路

插队两三年，一些人通过种种渠道离开了农村；剩下的，人心惶惶。指望上级统一安排工作看来是不可能了，大家不得不个人想个人办法。有人通过家里的关系，到部队当兵或去外地工作了，但有这样门路的人毕竟很少。当时也有来招工的，但分给知青的名额很少，能被招到专区首府大同去当工人，在当时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结果了。
从招工的情况看，除了需要政治条件好(主要是指“家庭出身好”)和本人表现好以外，如果具备一些文体方面的特长也很有用，因为大的厂矿愿意用有特长的人搞文艺宣传队，参加体育比赛，或画壁报搞宣传等。我们县里被招到大同去的知青，有好几位是因为有这类特长才被招上的。他们到了厂里，都成了厂球队的队员或文艺宣传队的成员。
由此我开始想，自己有特长吗？我倒是一直爱好音乐，小时候家里的留声机和收音机都是我的心爱之物。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参加校外的文艺活动，在民乐队学习演奏过中阮，柳琴，秦琴等弹拨乐器。有辅导员教，但那时我不懂得练琴，只是满足于能把简单的小曲子弹下来。五年级时，姥姥给我买了一把二胡，没人教，就自己瞎拉。后来插队了，二胡虽然带在身边，但只是偶尔拉着玩玩。有些人的特长是因为家里有人是干那个专业的，可以跟家里人学；但我不是，我家虽然也有人爱好音乐，但并没有干专业的。这就是我当时关于“特长”的情况，难道真要用这个来找出路吗？
就在我还没有想好，也没准备好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本县的手工业社“遭遇”了。那是在插队第二年的秋收后，听到一个消息：我们邻村的知青老Z，也是我校老高中的，因为手风琴拉得好，被本县手工业社招去当临时工，实际脱产在该单位的文艺宣传队拉琴。当时那个宣传队正在排练京剧样板戏清唱，乐队还缺人，大家都劝我去试试。我想，到县里当临时工总比在村里干农活强，于是决定去碰碰运气。由于我手头没有弹拨乐器，只好就拉二胡了。
我背着乐器步行二十余里来到县里的手工业社，经过老Z介绍，见到了宣传队的负责人。他是个转业军人，挺和气的。大概聊了几句以后，他又叫来几个宣传队的骨干，听我拉琴。记得我拉了<山村变了样>和<赛马>一慢一快两首曲子，这也是我当时的最高水平了。曲罢，人家没说什么。那位负责人又单独和我谈了一会儿，主要是问了家庭情况。我出身不好，都如实向他说明了。一来我不愿隐瞒；二来听说我们知青的档案都在县安置办公室，招人单位如果需要，可以去那里看档案，所以隐瞒也是瞒不住的。最后那位负责人对我说，这事他们和单位领导还要再商量一下，并请示上级，让我先回村去等消息。
没过几天，手工业社托人从县里传来了口信，说不能收我去当临时工，因为我的“政审没通过”！我当时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说了：“我X，不就是个县手工业社吗，还搞什么政审！？你不要我，我还不想去呢！”虽然如此“阿Q”了一下，还是感到很凄凉：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连到县里当临时工都通不过，那以后还能去哪儿呢？后来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认识到既然是以特长找出路，那就需要特长确实很强，才能弥补家庭出身不好的短处。而我的“特长”并不够长，毕竟拉二胡是自学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水平不高；相比之下，中阮和柳琴倒是跟辅导员学的，如果能把这类弹拨乐器再好好练练，应该比拉二胡强一些。但当时手头并没有这样的乐器，又该怎样发挥这个“特长”呢？
那年冬天回北京，当年参加校外文艺活动的老同学又相聚了，都是民乐队的。虽然大家小时候学那两下子有限，但有好几位已经把本领发扬光大，派上了用场：最出色的两位已在北京的专业团体工作；此外，有一位在北京一个建筑公司的宣传队，还有两位在东北兵团的师部宣传队，都是乐队骨干。当然也有像我这样上山下乡后，想找出路的。聊天时，我也讲了自己在县手工业社受挫的事，大家都开导我，并帮我分析，应该把弹拨乐器“捡一捡”，说不定会有机会。大家的鼓励使我感到很温暖，同时也增加了信心。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5)：和好友去保定求职

那是插队第三年的盛夏，一天中午下工回来，收到好友YQ的来信，使我兴奋不已。
YQ是我小时候参加校外活动的好友之一，比我大两岁，主要学扬琴，后来去了云南兵团。半年前民乐队老同学在北京聚会时，我又见到了YQ。他在云南得了慢性肾炎，当时正在北京养病。我们互相鼓励，都愿意把过去在乐器方面的“本领”捡起来，争取以此找到出路。YQ在信中说，据可靠消息，保定有一家大厂，木横担厂，正在招工，特别想招有文艺特长的知青去加强该厂的宣传队。YQ有一个朋友因为会拉小提琴已经被招去了，他约我一同去保定碰碰运气。说来也巧，我们邻村的老Z也已离开了县手工业社，被招到保定木横担厂了。也就是说，YQ和我在那个厂都有朋友。YQ在信中还说，已经在北京帮我借了一把中阮。他想得真周到！这样我的乐器也没问题了。看罢来信，我当即决定，去！于是下午就到大队部请了假，第二天就动身了。
因为是一个人轻装简从，所以还是老办法：从我们那里到大同蹭客车，从大同到北京扒货车，一路基本顺利。到了北京，我来到YQ家，他正在抓紧练扬琴，我拿到了他借的中阮，也练了大半天，当晚就在YQ家休息。为了尽快顺利地到达保定，我们第二天一早是从永定门车站买票坐慢车去的。我背着借来的中阮，YQ不用带乐器，因为扬琴太大，已经联系好，到时候就用他们厂的。
到了保定，按地址找到了木横担厂。那是一个木材加工厂，专门生产木横担，就是电线杆子上的横木。产品虽小，厂子却很大，据说能供应整个华北地区的需求。我们找到了各自的朋友，下午就去看他们排练，说好在中间休息时，看我们的演奏。记得当时他们正在排京剧<红灯记>，几个主要演员都是过去戏校的。乐队是中西混合，有十多个人。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女孩打扬琴，没有中阮和其它弹拨乐器。
休息时，要看我们的了，除了乐队的人，还来了两个厂领导。YQ先打扬琴，他是从小跟一位著名扬琴演奏家学的，程度很深。他先打了<翻身的日子>，又打了根据巴赫的同名钢琴曲改编的<C大调前奏曲>。这第二首曲子转调和变化半音运用较多，当时对扬琴来说是很前卫的。YQ打得很熟练，很精彩。而后，我弹中阮，相比之下就一般了，因为中阮通常并不用来独奏，没有专门的独奏曲，加上我有多年没弹了，只是来之前临阵磨枪，练了半天，那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曲罢，他们厂和宣传队的领导说会尽快给我们答复。当天晚上，朋友们招待我们又吃又住，就不多说了。
第二天上午，朋友们就转达了他们领导的意思：不成功，对YQ的答复是“扬琴我们已经有了”，因为不大的乐队只需要一架扬琴。对我则说“中阮不大需要，如果会弹琵琶还可以考虑。”这也可以理解，因为琵琶比中阮更常用。
转达了这些，朋友们好像有点歉意似的，又告诉我们说，保定市文工团和保定专区文工团也都在招人，不妨去试试。我们想，既然来了，“宁让它碰上，别让它误了”，于是又马不停蹄地跑了这两个团体。人家倒是都接待了我们，并且认真地听了我们的演奏，但结果却很相似：扬琴人家都已经有了，中阮不太需要，如果会弹琵琶还可以考虑。
事已至此，我们决定当晚动身回北京。临走时，他们乐队里那个打扬琴的女孩还来来到男工宿舍，跟我们聊了一会儿，主要是和YQ交流打扬琴的体会，特别是询问了怎样把买来的琴笺子削好。YQ认真地传授了经验，还把自己带的一副琴笺子送给了她。那女孩很高兴，还和大家开玩笑。我当时不由得想：老话说同行是冤家，也未必，这两位同行不是处得挺好吗？
归途蹭车一路顺利，我们先买站台票进站，上了一列从南方开往北京的特快，保定是终点站之前停车的最后一站，车一开，旅客们就都开始收拾东西了，没有再查票。到了北京站，当然不能走出站口，因为那里要收票。我们就先到站西北角的货场出口，那里常有卡车出入，不难溜出去，但不巧，当时那铁栅栏门锁了。于是我们又来到站西南角的那个工作人员出入的小门，可惜因为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那个门也锁了。没办法，我们只好顺着铁路往东走，想绕出去。一直走到了东便门附近，前面是一座铁路桥，桥下先是一条小马路，再往前是一条河，可以看到，如果从桥上过了河，就更远了。于是我们决定从桥的侧面跳到桥下的斜坡地上。桥边离地面较近的一段护栏上有铁丝网，过不去；再往前到没有铁丝网的地方，桥边离地面已经比较高了。当时我和YQ还争着要先跳，YQ坚持说他学过跳伞，有经验，并嘱咐我跳下去要前脚掌先着地，身体要顺势下蹲。说罢他翻过护栏，双手扒住桥边，先把身体垂直挂在桥下，再一松手就跳了下去。待他站好回过身来，接住我从桥上放下去的乐器和书包以后，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跳下去了，都没事。而后我们顺着桥下那条小马路向北走了不远，就到了建国门。再从建国门走到北京站口，看到灯火辉煌的北京站大楼，想起刚才还在站里面，竟然有一种窃喜的感觉。
从那以后，每当我从北京站乘火车出行，经过那座桥时，都会不由自主地透过车厢的窗户再看看那里，并想起当年我们从桥上跳下去的情景。这里还得说一句，蹭车和扒车都不好，但愿以后永远也没有人需要那样做了。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6)：好友相助 投师学艺

我和YQ的保定之行虽然不成功，但却给了我们，特别是我，一个新的启示：因为三个单位都说，中阮不太需要，如果会弹琵琶还可以考虑。
琵琶真的那么重要吗？的确，她是民乐队中的主要乐器之一。不仅如此，当时的京剧现代戏都是用中西混合乐队，其中也都有琵琶，甚至一些西洋管弦乐队在只添加几件中国乐器时，也加了琵琶，例如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协奏曲<黄河>，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乐队，都是如此。这些在当时都是“样板戏”或者也享受“样板戏”待遇的作品，影响极大，她们都对琵琶如此厚爱，就更加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然而可能由于那时会弹琵琶的人还不太多，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例如保定的那三个单位的乐队居然都没有琵琶。很明显，如果我会弹琵琶，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
YQ和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是他先建议我说：“学琵琶吧，你有弹拨乐器的基础，是有利条件，应该能行。”但我开始还有些犹豫，一是没有乐器，二是自学恐怕不行，得有人教。YQ开导我说，可以先买一把最便宜的练习琴，大约也就是几十元吧；没有老师他可以帮我找。经他这样鼓励，我也动了心。于是我们到宣武门内的北京民族乐器厂门市部去看，可惜，琵琶已经缺货很久了。人家说，如果是专业团体，可以到乐器厂去定做。我们只好暂时做罢。
从保定回来以后，YQ也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一直不喜欢云南兵团，一来那里离北京太远，二来兵团也不如插队自由，所以他决定先转到我们那里去插队，再想办法凭打扬琴找出路。我非常高兴YQ能来，于是，我们回到了村里，去大队，公社和县安办开了同意接受YQ来插队的证明，这样只要云南兵团放人，就可以迁户口了。就在YQ来村里小住，动身回云南办手续之前，我村和邻村的几位伙伴要步行到恒山去玩。YQ是个爱玩的人，当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于是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了(去恒山的几件事见“插队生活回忆(21)：北岳松柏绿 知青友情深”)。
            从恒山的归途上经过应县县城，吃过午饭后，我们进了百货公司，准备闲逛一会儿就继续长征。我和YQ来到买乐器的地方，忽然发现货架上有两把琵琶，这真使我们又惊又喜！那琵琶是北京民族乐器厂出的低档练习琴，试了试，音量虽然不大，音准却很不错。一问价，三十六元。老实说，这不算贵，但不要说我当时身上只剩下几块钱，就算回村去取，也拿不出这么多。YQ见我犹豫，就说：“现在就买了吧，钱不够我这儿有。”说着就掏钱要替我付款。我连忙拦住他，因为我知道那是他回云南去的路费，要是把那钱用了，他拿什么回去呀？他一再说算是借给我的，但我执意要等回村有了钱再来买，最后总算说服了他。当时我很感动，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琵琶，不辜负好友的一片诚心。
      回到村里又住了两天，YQ就动身回云南了。那时通讯不很方便，过了十多天才收到他从云南的来信，说单位已经同意放人了，正在办手续。后来手续办好寄了过来，YQ就正式转到我们那里插队了。他由于路上奔波辛苦，肾炎又犯了，于是暂时回到北京在家养病。
那年秋后结算，我到大队会计那里，坚持说有重要事得用钱，好不容易才领出了几十元“余粮款”(就是自己挣的工分刨去队里分的口粮和菜，剩余的钱)。从我们村到应县有六十多里路，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应县县城，直奔百货公司。到那里一看，嘿！真不错，两把琵琶都还在，我挑了一把付款买下。因为是练习琴，没有盒也没有套，幸亏我有准备，带了包袱皮，网兜和背带，先用包袱皮把琵琶包好，放进网兜里，再用背带拴住网兜，斜背在肩上，就这样又登车上路了。记得那天没在县城吃午饭，而是用饭盒带了两块发糕路上吃了。晚上回到村里，几位同伴都来看我买的这“新家伙”，催着让我试试。可惜我当时一点也不会弹，也没有人工指甲，所以就只用手指拨了几下音阶。大家都为我高兴，又鼓励了一番。
我没多耽搁，很快就背着琵琶回到了北京，见到YQ，他当然也为我高兴，并说会尽快帮我找到老师。没过几天，传来了好消息，YQ父母单位有一位专业琵琶演奏家同意教我了。那时教乐器不讲究收学费，就是看人情和面子。我心里对YQ就别提多感激了！记得第一次见老师是YQ带我去的，因为是父母的同事，YQ叫他“叔叔”，其实那位老师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他是高个子，戴一副眼睛，人很和气，有些书卷气。他问了我过去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情况，说有其它弹拨乐器的基础，左手可能问题不大，但右手的弹挑和轮指是琵琶独特的技法，要多下功夫苦练。老师还教给我怎样做人工指甲，并约好了下次上课的时间，我和YQ就告退了。
能跟这位专业演奏家学艺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和珍惜！从此，我就和琵琶结下了不解之缘。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7)：“曲曲抑扬琵琶乐，声声难诉弦外音”

这已经是插队第三年的冬天，我在北京开始学琵琶，老师曾是著名琵琶演奏家李廷松先生的弟子，他当时被借到一个“样板团”的乐队里，那是个西洋管弦乐队，只用一把琵琶，演奏的人也只有他一个，没有替补。由于经常要演出，排练，他很忙，不能每周按时教，常常是两三周才通知我去一次，每次大约能学四五十分钟。一开始就是教些基本的指法和练习曲，上了两三次课后，教了半个曲子：古曲<霸王卸甲>的前半部分，因为这部分有多种指法的组合，也是为了练基本功。老师的意思很明显，他要我先把基本功打扎实，不急于求成。当时正值农村的冬闲，我在北京没别的事，就把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在了练琴上，每天大约都练五六个小时，坐累了就站起来活动活动，再接着练。老师布置的东西都认真去尽量做到，以便下次回课时能让老师基本满意，好布置些新东西。就这样，那年冬天一共跟老师上过五六次课，就到开春了。我告别了老师，说好等到当年秋收后再到北京来找他学。
回到村里后，白天就得下地干活了，琵琶只能晚上练。以前我晚饭后的黄金时间主要用来看书，但从这一年开始，改为主要是练琴了，每天都坚持至少练习两小时左右。那年YQ也来到了村里，并把他的扬琴也带来了。当时我村的知青已经走了有一半，剩下的人不多，所以住房富裕。我和YQ分开住，这样练琴时可以互不影响。那时一到晚上，我们知青那排房可热闹了，扬琴声，琵琶声，响成一片，好像是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其实呢？一位也在我们县插队的老同学曾送给我一首诗词，其中“曲曲抑扬琵琶乐，声声难诉弦外音”两句倒是当时那种情景的真实写照。



经过春种夏锄秋收，终于又到了冬闲的时间。我又回到北京，继续跟老师学琴。上了两次课以后，我看老师总是在搞我的基本功，就大胆把想要凭借琵琶找工作的打算向老师说了，希望他能教我一首“拿得出去”的曲子。没想到老师很理解，他当时就找出琵琶曲<浏阳河>的谱子，并给我弹了一遍，让我回去把谱子抄了，曲子自己先“摸下来”，下次他再给纠正。就这样，我把<浏阳河>连下来以后，老师给纠正了两次，就到开春，该回村了。我又告别了老师，就凭着以前学的半首<霸王卸甲>和这次学的<浏阳河>，开始去找工作了。
            那已经是插队第四年的春天，我在回村之前，先到大同想碰碰运气。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大同市文工团和雁北专区文工团都已经有琵琶了。我又问了两个大厂，他们虽然有文艺宣传队，也需要琵琶，但他们没有在雁北农村招工的名额，无能为力。还有人建议我去部队的单位看看，比如在大同郊区的六十九军军部就有宣传队。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去部队是不可能的，还是不要自讨没趣。当时唯一有希望的单位是大同的一个煤矿。
和我同村插队的一位好友已于前一年被招到大同煤矿当工人。他事先给我来信说，他们矿的宣传队正在排样板戏，乐队里没有琵琶，让我去试试。到了矿上，我随好友去了他们矿的宣传队，给人家弹了琵琶。宣传队的领导当时就表示愿意要我，问了我的大概情况以后表示，他们会请煤矿领导在下一次招工时(通常是在年底)，专门给山阴县名额，把我从村里招上来。老实说，去煤矿并不是什么太好的工作，因为新招收的工人必须在井下至少干六个月才能转正，转正后才有资格被借调到宣传队，而且还随时有可能再被派回到井下干活。尽管如此，我觉得这总比在农村插队强。当时我插队已经四年多了，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人家宣传队愿意要我，能把我招到煤矿当工人就很不错了。心里有了这个底，我就回村去了，在坚持练琴的同时，只等着到年底煤矿来招工。
不久，我县几位知青用"音体美小三门儿”找工作的事被编成笑话，广为流传：
知青甲背着画夹子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他的画儿来让人家看，“这是素描，这是水彩，这是油画……”看完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 “走-！”
知青乙背着足球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球来给人家踢，没有操场就照着墙钔，叮呤咣啷是一通胡踢呀。踢够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 “走-！”
知青丙背着琵琶到处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琵琶来给人家弹，登棱登，登棱登，是乱弹一阵呐。弹完了问人家：“要不要？”……“不要？”一扭头，拉着长声儿： “走-！”
那个知青丙就是我，当然这笑话是用真名字说的。虽然好笑，还是有点苦涩。

吴犇

插队生活回忆(28)：求学路上友情深；后记

         求学路上友情深
插队第五年初夏，我还在村里等待年底大同煤矿来招工时，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那时叫“工农兵学员”。在此前一年，我们那里已经有过一次大学招生，但名额非常少，全县只有几个知青被招上了，他们因"家庭出身"和本人表现都很好，才得以通过层层推荐而成功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大学招生与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无关。
然而又有确切消息说，这次招生与前一年有很大不同，一是明确给知青的名额曾多了；二是除了基层推荐，还要进行文化课考试。最引起我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音乐，体育，美术专业，俗称“音体美小三门”，要先考专业，被初步认可后，再补上基层推荐的手续，名额在基层不受限制，是由招生的学校决定名额的分配。也就是说音体美专业和其它专业的招生方法有所不同：其它专业都是从基层开始就受到严格的名额限制；而音体美专业则基本是由招生单位根据考生的业务说了算，基层推荐只是走个过场。
求学之心人皆有之，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和好友YQ都决定试一试，能被录取就是“天上掉馅饼”，不行也没什么可损失的。当时音乐专业到我们那里招生的只有山西大学艺术系。这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艺术系，有音乐，美术两个专业，音乐专业中又分声乐，器乐和作曲侧重，其中的器乐包括常见的中西乐器，扬琴和琵琶都在他们要招收的范围之内。
业务考试分初试和复试，记得初试是在县教育局的一个大办公室里进行的。主考是山西大学艺术系姓张的一位老师，教作曲的。来应试的人很多，我是得到消息下午才赶到的，听说已经进行了一上午。来看热闹的人也很多，不但那大办公室坐满了人，窗外，门外也有不少人在往里看。轮到我了，我坐下给琵琶定好弦，弹了<霸王卸甲>和<浏阳河>两首曲子。老师又问了些简单的乐理问题以及音乐上还学过什么等等，就轮到下一个了。老师很忙，因为他还要到雁北其它各县以及大同市去招生，所以当天就离开了。YQ因在北京错过了县里的初试，经联系，安排他到大同去和那里的考生一起完成了初试。
很快就从县招生办得到了通知，让YQ和我在指定的时间到大同参加复试和录音。录音是为了把考生的演奏/演唱带回到省里，好让更多的老师参与评价。我县去参加复试的除了YQ和我以外，还有一位拉手风琴的E，他是我幼儿园和初中的同学，也是老朋友了。复试和录音是在雁北艺校进行的。那时我们才听说，这艺术系音乐专业今年一共要招三十五名学生，名额分配到全省七专三市，其中雁北专区三个名额，大同市两个名额。复试和录音以后，张老师让我们回去按规定参加文化课考试，并把基层的推荐手续办好。
后来我才听说，那次在雁北艺校复试，我正在院子里练琴准备录音时，YQ和E找张老师谈了话，表示如果名额有限，山阴县只能取一名的话，他们都同意让我上，还把我给大吹了一番。张老师听了，当时就翘起大拇指夸奖他们，说在别的县听到过有给人说坏话的，像你们这样宁可自己不上也要让朋友上的，还是第一次碰到。张老师还说，最后结果是根据所有考生的情况全省平衡，虽然雁北区只有三个名额，但也不一定山阴县就只能取一名。我听说了这件事，心里就别提多感动了！在竞争那样激烈的关键时刻，YQ和E竟然如此舍己相助，他们对朋友的这种情义，真有如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啊！这事很快在本县的知青中传开了，大家也都为他们这样不寻常的举动感慨和赞叹！
复试过后不久，我们到县中学参加了文化课考试，我们"音体美小三门"的候选人也和其它专业的在一起考，听说是山西省统一出的题。上午考数学，试题程度差别很大，从初一到高三的题都有，我因为在插队头两年曾自学过高中的课程，所以没觉得太受制。下午考语文，分语法知识和作文两部分。语法知识虽然简单，但由于没时间复习，还是出了笑话：有一道题问“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两句的修辞方法是什么，事后听监考的一位县中学语文老师说，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对仗”两个字就够了，但我却把那两句的意思以及整首诗都说了一番，唯独没提“对仗”！
            办推荐手续也很顺利，就是请本大队为我们申请上学写了推荐信交上去。因为没有名额限制，我们平时又没什么不好的表现，大队领导很痛快地帮了这个忙。
            就在我们把该办的都办好了，等候结果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答卷及评论，一时间，大学招生恢复文化课考试好像是错误的，要不算数了。由此联系到音体美过于重视业务也不对，并且说这些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应该更强调“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员”等等。这消息真是给正在争取上学的知青们泼了一大瓢冷水，不光是考音体美专业的，就连考普通专业按名额推荐上来的人也都忐忑不安，因为毕竟大家都参加了文化课考试，如果考试成绩不算数了，那又会有什么变动，什么结果呢？
            长话短说，当年八月，我终于得到了山西大学艺术系的录取通知，而我的好友YQ和E却都没有得到。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很矛盾的，一方面自己终于要离开农村去上学了，当然高兴；但另一方面，总觉得三个人的努力成果，只被我一个人得到了，而YQ和E还得留在农村，这使我心里很不安。大约一年以后，他俩先后以“病退”或“困退”的理由回到了北京，才使我的心情平静了一些。
        上学，在当时不仅是对我，对所有的知青恐怕都是最好的出路了。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是很少见的。这中间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首先是我的老朋友YQ和E，在争取上学的关键时刻，他俩舍己推荐我。YQ还是最早鼓励我学琵琶，并帮助我找到老师的人，对此，我的心情不是一句简单的“感激”能说清楚的！还要感谢我最初的琵琶老师，如果没有他耐心细致的指教，我是不可能学会弹琵琶的，更不用说以此争取上学了。还有山西大学艺术系来招生的张老师，他对我的录取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他是顶着极大的压力，冒着犯错误的风险，才把我保住的。当然，这些事张老师并没和我说过，是后来我从其它渠道听说的。还应该记住的是：大队、公社和县里的基层干部们对我上学都是大开绿灯，尽管“音体美”的考生不占当地名额，我也是很感激的。
 
                                                后记
就这样，我长达四年零八个月的插队生活终于结束了，我这个“插队生活回忆”也要完成了。
在此还是想重复一下，“上山下乡”运动肯定是错误的，我个人到农村去插队也是不得已的决定。在农村这几年，虽然见了些世面，经受了磨炼，但毕竟太多的光阴都用在我并不感兴趣的种地上，所以总的来说是得不偿失。但另一方面，比起其他一些知青，我还有幸运的地方，一是在农村几年，没落下什么病，身体还行；二是最后的出路还是很不错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在我上学这件事上帮助过我的人，在农村这些年，还曾得到过很多人的各种帮助，对此我也是永远心存感激之情的。
首先是一起插队的同伴，特别是老高中的同伴们，我们不仅在生活上互相支撑，相濡以沫，在精神上和思想上，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正面的影响，有些是让我终身受用的。再有是当地老乡和基层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很照顾的，也给了我们很多实际的帮助；同时，他们的一些纯朴而直率的思想和言论，对我也是很好的教育。最后，还要说到我的家人，我的亲人们，他们给了我亲情，也给了我很多实际的支持和帮助；我那几年虽然尽量不向家里要钱，但心里有数：我在农村如果穷得揭不开锅了，家里人是不会不管的，可以说，由于有了家里的支持，使我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
总之，在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困乏的年代，是同伴们的友情，老乡们的帮助和家人的亲情，伴随着我走过了那段艰难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                                 
还想再说说我那两位不寻常的好友YQ和E后来的情况：YQ“病退”回北京后，被分配当了工人，后来和他的几个朋友合作下海经商了。他们起步很早，也小有成绩，但YQ并不是那种想拼命多挣钱的人，他业余时间还有其它爱好，曾和家人合作翻译了一本颇有史料价值的俄文书《托洛茨基自传》，并得以正式出版。E“困退”回北京后，也是先当了工人，后来搞了财务工作，并担任了单位的领导职务。在我看来有些可惜的是，YQ和E当年在乐器方面的程度都是很深的，但后来都没有从事音乐专业。好在他们自己并没觉得遗憾，各自生活得都很潇洒。
再补充几句：我最初的琵琶老师一直还在他那个团工作，业余带学生，还出了一本琵琶教学的书，他也早已结婚成了家。在知青找工作的那个笑话里，“知青甲”与我同年上了山西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毕业后先在山西教书，后调回北京，一直在一家出版社任美术编辑；“知青乙”与我同年上了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先在山西一少体校任足球教练，后考到北京念研究生，并一直做体育方面的科研工作。他们现在都退休了，生活得也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