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父子最后的见面 我非常后悔,对不起他,那时候即便我就大胆地跟他说话,他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政事儿”(微信ID:xjbzse):刘少奇会跟家人讲述他的经历吗? 刘源:不是的。父亲很少跟家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经常说,“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现在和将来了解我”。他工作起来非常忙,从早忙到晚,我们那时候上学又住校,也就在周六、周日一起吃顿饭。我们跟他打个招呼,有时候他理都不理,有时候也就点点头。我跟他接触最多的就是“文革”开始以后,1967年春天和夏天,是我们父子相处的最后两段日子。 当时他被隔离监禁,外人接触不了,谁都不敢接近他,哨兵只能隔一段距离看着他,工作人员也都在划清界限,谁来照顾他的生活呢?因为我过去当过兵,小时候和大家关系挺好,挺老实,我被特许出入,简单照顾他的生活,端饭、洗碗、打扫卫生,我成为唯一在他身边的亲人。 当时,他特别关心外边的情况,关心社会上的质疑,关心那些大字报都说了什么。我当年只有16岁,懵懂无知,什么也搞不清楚,看完了死记硬背,回来跟他说。他当时也很愿意回答我的询问,对社会上的一些污蔑,他说的比较多一些,澄清了不少问题。但是对于自己的功绩,他从来不说。后来我慢慢看历史,看追忆他的书,就会回想起来,他当时说的哪些话,对应的是哪个阶段的事情。 “政事儿”:他当时跟你澄清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刘源: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多次讲到党和军队的经费等“物质基础”。至今,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除了查阅共产国际的部分资料。我认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关注和挖掘这一重要方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年的许多情况,开辟研究新的领域。 当时有大字报说他戴“金鞋拔子”、“金皮带圈”之类的。他给我说,当时的地下工作就是这样的性质,地下工作总得带经费过去,金子便于携带。而且,在地下工作,身上多少都要装戴点东西,比如遇到敌人盘查,也许给敌人两块银元就能过关了。 “政事儿”: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他说了什么? 刘源:最后一次见面在八五批斗会之后,1967年9月份。八五批斗会的时候,对我父亲已经是严加看管了,我都不能靠近他身边了,就在他旁边的一个屋子,帮他刷个碗、洗洗被子、洗洗袜子。 当时,有一个战士做完了菜,端到小餐厅。他吃完饭,我在餐厅外一个小池子里给他洗毛巾,准备去刷碗。他突然走过来问,“你妈妈在哪儿?”当时不允许我跟他说话,所以我特别紧张,小声说,“妈妈就在你后边的房间”,“他们不许我给你说话”。他还想再问,但没有问,站了大概2分钟,扭身就走了。这就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面。我非常后悔,对不起他,那时候即便我就大胆地跟他说话,他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所以我很想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亲自经历过,千万千万不能再有这种事了,今天一定要汲取教训,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一块石头不能绊倒两次。最近,彭真的儿子傅洋给我打电话,兴奋得要命。这本书他看了两天,他也认为,不能再犯“文革”的错误。 “政事儿”:你什么时候知道刘少奇离世的消息? 刘源: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了,他离世3年以后。当时我还在山西朔州山阴县白坊村插队,回北京的时候隐隐约约听说了消息,但是不敢确认。第一个跟我说这个消息的是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他当时在郑州总参炮兵学院当兵,告诉我,我父亲可能已经在开封离世了。但那时谁也不敢相信,人为什么会到开封去了呢? 1971年林彪事件后,引发全民性的震惊和反思。当年高喊打倒的那些人,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大家找不到刘少奇的一句话是反对毛主席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环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一些家庭可以探望被打倒的人。可是我们家的申请,没人敢批准。 1972年7月份,我们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示:“父亲已死,看看母亲。”当天,专案组就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说毛主席批示了,你们可以看看你们的母亲,父亲已死。这一天,专案组这两个人也来到监狱,通知了我母亲,说“刘少奇已死,1969年11月12号,死在开封”。我们问他们,人为什么会死在开封?他们又不吭气了。大约是1972年8月,我们去监狱看了母亲,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3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