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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将军刘源底层本色

知青将军刘源底层本色!


来源:古今略谈 作者:孙莱芙的博客 时间:2016-10-07 点击:3280

http://www.myoldtime.com/m/view.php?aid=5862



               
                 

白坊知青:刘源插队往事

1968年12月25日,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天黑了,一列火车缓缓驶进山阴岱岳火车站。立时,喧天的锣鼓在站台上敲起来,“欢迎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此前,山阴县白坊村就接到县里知青安置办的通知,让大队马上在社员家里挑选9间房屋,安排北京来的27名知青。

第二天,白坊大队派马车来接知青,西北风卷着黄土,学生们坐车时间长了,腿都冻僵了,纷纷从车上跳下来,跟着马车走。

那时,白坊大队有三个小队,每个小队安排了九名知青,分别是四男五女。一队男知青有:陈鲁荣、王小棣、郑宝生、杨凡;女知青有:张兰生、黄丽光、金春明、孙瑗、宋京毅。二队男知青有:张立和、崔中禄、王小均、晁明中;女知青有:马映红、马和平、王秀敏、潘小芳、杨卫珍。三队男知青有:刘源、刘雁成、宗政印;女知青有:包全、丁小兰、陈华、宋媛媛、张卫国。

今年80岁的边补存时任大队会计,他说这27名知青中,三队有一名想不起来了,一队知青杨凡是个拐子,住了没几天就走了。

那时的白坊在山阴县200来个村子来说是第一村,粮食年产最多达到170万斤,一个工最多开过九毛五。头一年知青们吃的是国家供应,不够吃。十七大八的姑娘后生,每人每顿一碗熬土豆或玉米面糊糊,就一个窝头,实在饿得受不了。有天晚上,大伙儿从窗户上爬进食堂,偷着炸油条吃。这事被某队队长发现了,汇报给支书,支书没有言语。第二年,大队留粮。知青和社员一样,有了口粮、自留地粮、跟公粮,如果请假回家,走一天回来补一斤粮票。知青们吃粮不掏钱,烧炭不掏钱,一年下来,大多数人能挣200左右工分。此外,知青的其他花费,则由大队公益金支出。

知青初来,住在社员家里,九户人家,一家三个,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住在王尚家里。

那时候,“打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口号响彻整个中国,刘源初来,村人们不敢和他说话。黑疙瘩村一人专门来到白坊村,向村人打听刘源住在哪里,找到后,他没敢进去,从大门上看了看说:“里外和咱们长得一样。”为此,他被判了二年徒刑。

在白坊的男生中,刘源的处境最为艰难。他在北京就已经目睹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挨斗的情景,包括他自己的父母。来白坊以后,无论是安排住处还是伙食,他都被打入另册。他用沉默和劳动之余埋头读书,试图把自己摆在并不显眼的位置。


在举国上下欢庆“九大”的热潮中,刘源遭到了一次次的围攻和批判。每一次他都要听着别人对父亲的谩骂而不能反驳,还要时时作出检讨。他毕竟只有十七岁,血气方刚,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

这天收工回来,刚咽下一个拳头大的窝头,民兵连长叫刘源去大队部。说是北京来人了,要找他了解情况。

刘源跟着民兵连长走进大队部,见桌子旁边坐着两个穿军装的人。一个四十岁左右,另一个二十多岁。见他进来,年长的说:“你就是刘源?”刘源答:“你们找谁我就是谁。”“你这态度可不好。你知道刘少奇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吗?”“你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应该有所认识,和他彻底划清界限。”“我倒想呢,划得清吗?”“你这是什么态度?”“就这态度。”这时民兵连长赶紧插嘴道:“刘少奇是全国人民的敌人,你咋还嘴硬哩!”刘源看也没看他,说:“那就连我一块关起来得了。”“谁说关你哩?”那年纪大些的干部又对刘源说:“只要你和刘少奇划清界限,积极揭发、批判,还是有出路的。你还算是‘可教育好子女’嘛。”刘源说:“我还能被教育好?”那年轻的干部说:“你这样就不对了,对运动有抵触情绪可是很危险的。”“我怎么了?哪天我都出工,干的活一点不少。每天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你们还要怎么样?”

那年长的干部又说:“刘源,我们来是想给你一个同刘少奇划清界限的机会,你想想,有没有能够揭发刘少奇反革命言行的事实?”

刘源闭上双眼,脑海里浮现出父亲、母亲和姐妹们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年幼的妹妹向他跑来,伸出小手要他抱。他强忍住将要涌出的眼泪,这时耳边又响起民兵连长声音:“装死也没用,老实交代!”几个民兵也随声附和:“这会还不悔改,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刘源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从火炉旁抄起一把火钳,腾地一下跳到门口,大声怒吼:“你们有完没完?要是不让我活,我就跟你们拼了,出来一个捅一个!”屋里的人都愣住了,半晌,没有一点声音。停了停,支书对那个年长的说:“这娃干活还行,也没惹啥事,要不今天就先让他回哇。”那干部木然地点点头。支书赶紧对刘源说:“你先回去睡觉,明儿个还要起早下地哩。”刘源把火钳扔到地上,转身走出院子,头也不回地走到村东的小树林里。他紧紧靠在一棵树上,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

许多年以后,刘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如果谁曾亲眼目睹父母在拳打脚踢中生离死别,目睹有人用残酷的手段伤害我七岁的小妹妹……那么,也许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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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七月,县里运来6间房的椽,把椽破开两半,知青和社员一起拉土、和泥、打坯,盖起12间房,房半干的时候,知青们就住了进去。

在劳动当中,知青和村人们熟了。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看到北京来的这伙学生,跟他们一样,身上溅满了泥点,汗水湿透了衣服。特别是刘源,身强体壮,啥也问,啥也学,啥也干。短时间内就学会了抓粪、耩田、拔割。收割庄稼的时候,他把背心一脱,身上晒得黑明黑明的。边喜连那年盖房缺人手,刘源听说后马上就来了,先和泥,后用铁叉往屋顶上“浆”泥,泥水溅了一腿一脸。这些娃娃们见了村人,不等你问,就奶奶、大爷、大哥的喊开了,喊得人既暖和又心酸。

严酷的政治,拦不住人与人的交往。在繁忙艰苦的劳动当中,村里的青年和北京的知青互开玩笑、互起外号、“把公道”、摔跤。

知青们刚来,不会吃糕,尤其是不去皮的黍子糕,干嚼咽不下去。他们看见麦子叫韭菜,看见马牛羊,鸡猪狗就问:“这有什么用处?”

那时家家户户一年难得吃上几顿白面,村人们就把它省下来,擀点面条请知青到家里吃;喂几只鸡,生几颗蛋是想买火柴扯布的,这时候却打了蛋汤,给生病的知青送去。逢年过节的时候,知青们想家,尤其是那些父母身陷灭顶之灾的娃娃,村人们总要炒几个鸡蛋,打点散酒,把他们请到家里,一个劲儿地劝吃劝喝。

知青当中,刘源最穷。他一年回一两次北京,据说先要到李先念同志那里报到,驻京期间一天能领一块钱。母亲被拘留在京,见不上面;父亲被押往河南,生死不明;哥哥听说是“伏道自杀”,具体情况不明,嫂子远在包头;姐姐在马场劳动;两个小妹还在读书。

刘源从北京回来,兜里装着一条好烟。他也到包头去看望嫂嫂,嫂嫂接济他几个钱,给他一条“钢花”烟。村人们抽“兰花”,纸烟最贵的是“绿叶”,一毛四一盒。刘源回来后,每次出工,口袋里就装着二三盒好烟,散发给众人,用不了三天一条烟就统统抽光了。

在知青里边,刘雁成爸妈是大学教授,他有一架“海鸥”照相机,曹明中的父亲在总后,能抽点好烟。其他知青回京,返村时总能用罐头瓶装点猪油,吃饭时放进碗里,刘源不能,他已家破人亡,没人给他装罗这些东西。

每天晚饭过后,天黑下来了,刘源就沿着村南的路跑远了,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回来,进村后大声哼唱着。村人们听见就说:“这娃心里憋屈得难受哩!”无论是上厕所还是出工,刘源总是一溜小跑,村人们说:“这娃心里火烧哩!”

那年,少奇同志在河南被摧残致死,这个消息村人们当然不知道,但上头清楚。刘源找大队会计边补存开介绍,想到河南去看一看。但是上头不让,边补存想放行又不敢,就给山阴军管会、知青安置办写了大队意见,意思是同意去,看上边怎么办。刘源去找上边,自然是不同意。于是他在一天夜里偷跑了,县里派人到岱岳车站拦截,刘源已经从泥河坐火车走了。刘源来到河南新乡刘庄,找到大队支书史来和,这里就是拘押少奇同志的地方。结果,他在河南被拘押了半个月,山阴县派人把他带回来,在县里招待所又被关了两个月。后来,大队带上钱和粮票,把他接回村里。为此,边补存被责令写出检查,承认自己是把矛盾上交,放松了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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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青年边宝连,和刘源同岁,都属兔。每当知青食堂饭不好,或者是今天家里要吃好的,就把刘源偷偷叫到家里。

第三生产队的会计边文,是从县里兽医学校毕业的,会写毛笔字,是村里的秀才。边文和刘源一起劳动,见他生活上不能饱暖,政治上名誉扫地,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摧残折磨,特别是那天晚上他亲眼目睹了刘源在大队部挨整的情形,心里很难过。他担心这后生想不开,于是他偷偷给刘源写了一张字条:“……见到你,我们流下了辛酸的眼泪。我们关心你,我们支持你……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代表全中国贫下中农欢迎你……”

劳动时,他趁人不注意,把这张纸条塞到刘源上衣口袋里。

刘源躲开人群,打开字条,他被这种深深的同情感动了。回到小屋,他激动地给北京的妹妹写信。记叙了字条的内容,希望困境中的妹妹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那个年代个人的隐私权根本没有保证。刘源的信被人截下并拆阅了。边文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关押审查、批斗。

但是这场风波并没有改变边文对刘源的态度。他是农民的儿子,他继承了父辈的淳朴和倔犟,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悄悄地在生活上帮助刘源,这帮助如同雪中送炭,温暖着刘源的心。

后来,上头要正式把边文定为“现行反革命”,材料写好了,叫大队支书周清盖章,周清是放羊出身,大字不识一个,说:“你们念,拿我听听!”听完后,周清说:“这是捏造哩,刘源来我们白坊大队和我们村人一样样劳动,全身泥浑浑的,晒得黑油油的,做下啥没的了?有问题是他老子的,和他有啥关系?他来我们村,和我们村的娃们交好,这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错在哪了?”来人又说:“您看上头让我们来,总不能白跑了,多少总得闹个结果。”周清就火了,大声说:“他们想闹他们来闹,我是不尿球他!”

中国的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百姓,这要归功于几千年来圣贤的教化。关于白坊村的乡亲们,刘源后来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在农村待过7年,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生存态度。”

这年夏天,刘源终于走完了他的下放生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务院批准刘源回北京。

刘源挨门逐户到人们家里道别。乡亲们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而此时,边文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监督劳动”着。

离别的前一天晚上,刘源悄悄地来到边文的家。

门虚掩着,刘源轻轻推开门,像往常那样轻轻咳嗽一声,这是几年来他俩约好的暗号,为了不再连累边文,他俩从不当着外人的面说话,交流都是用暗号。比如边文摁一下鼻子,就是晚上让刘源去他家改善生活;有时边文把做好的饺子、煮好的鸡蛋送到刘源那儿,往后墙上扔土坷拉,刘源听见就出来取。

边文正在扫院子,见刘源来了,扔下扫帚迎过来。刘源说:“明天就走了,我送你一样东西。”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日记本说:“这是宋庆龄妈妈在我插队时送给我的。我一直舍不得用,送给你吧。”

从边文家出来,刘源趁着月色最后一次为村里的五保户老人们挑水、扫院子。

第二天一大早,队长就来到知青大院,刘源将简单的行李还有一箱书搬上平车。他们刚走出院子,见全村的男女老幼早已等待在门口,他们穿着破旧单薄的衣裳,在清冷的晨风中默默地站立着。

刘源的眼眶湿润了,他抑制着感情,朝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一位大娘走过来,把刚刚煮好的鸡蛋塞进刘源的口袋,说:“娃呀,出去好好干,要活出个样子来!”他望着大娘满是皱纹、慈祥的脸,再也忍不住眼里的泪水,哭了。孩子们哭着拽住刘源的衣襟,后生们轮流去拉刘源的手。大爷大娘们一边擦眼泪一边嘱咐着他。临别时,老支书周清说:“你们这一走,不是为官就是做宰,我老汉再见你们就难了。记住咱白坊村,常回来看看我们!”

这一天,是197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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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白坊村前,我来到村口的“雁杰学校”,很多年前我乘车从此经过,不止一次看到过这所白得耀眼的学校,也不止一次听说这是刘源和知青们为白坊村建起的学校。我走进校门,从建校碑记上看到,这所学校建成于1994年10月。碑记是刘源撰写的,其文曰: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北京二十余名中学生远迁桑干河畔白坊村落户。黄金年华,蹉跎岁月,昼背青天面黄土,夜秉油灯奋读书,与我村民结下血肉交融之情意,于彷徨中悟国魂,辗转思索终受益。如今,诸生仍怀鸿鹄之志,争为栋梁之用,慕青云乎翔四海,搏风雪兮走天涯。然雁高飞知归故,鹜远行思反哺,始不忘父老后生自损资出力,发起亲朋企业,在市县乡领导大力支持下,与我村民共建学校,以还情固念,清本思源。祈愿就学师生以此作英才求索之舟,荡勤奋之浆,成器报国,漫翱天海,顾返旧里,追念养育之恩,故命名:雁杰学校 谨记


从1968年到现在,42年过去了;从1975年最后一批知青离开白坊到如今,也已是整整35年。这些年来,除宗政印、杨凡、郑宝生、刘雁成、杨卫珍因特殊原因没回过白坊外,其他人是隔三差五常回家看看。女知青中,包全因癌症死亡,再也回不来了。这些人中,数刘源回白坊的次数最多,已经十几次了。知青们除了给村里建起一所学校,还修了路,并且还建起一座奶粉厂。奶粉厂使用从河南新乡拉回的机器,生产了三四年,后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我来白坊的时候,村民们正忙着起甜菜,村里几乎看不到人影。访问结束后,已是下午三点,我忘了吃饭,就到村口等车去岱岳。有人告诉我,得四点多才有车。我便顺着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薛圐圙。这条路当年的知青们走过无数次,我再走走又有何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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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  知青将军的“底层本色”


文/摄影  阿咚


火车喘着粗气缓缓停靠在山阴车站,北京的男女学生娃纷纷涌出了车门。一个瘦高的年轻人夹杂在人群中。他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会怎样,不知道在几十里外的白坊村将怎样度过自己的知青岁月。那是1968年12月。冬天。
    他想不到,京城里的疾风暴雨也袭扰到这500里外山西省雁门关北的穷乡僻壤。他接二连三参加批斗会,被批斗的主角就是他自己,一个17岁的懵懂青年。而批斗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何过错,只是因为他有个当官的父亲。他父亲官当得有些大--共和国主席。他姓刘。
    17岁的神经要经受住高压的摧残,也须短暂的停歇。他选择了逃,逃得远远的。没想到有关部门很快就把他抓回了山阴。山阴的官员担心再生意外,不敢把他直接送回白坊村,只好暂时把他“放”在县招待所里。
    批斗会的口号声消失了,那依然萦绕的回响却裹挟着孤独。出乎意料,在那个压抑的时刻,一名与他并不很熟悉的外村赵姓知青前来看他,交谈不过三言五语,但他却记了几十年。
    ……
    他又回到白坊村,乡亲们接纳了他,给了他同情,给了他温暖。他的筋骨在冬季的瑟瑟寒风中颤抖着化为刚强,他的汗水在夏季的炎炎暴晒中挥洒在盐碱地中,他的胸怀在乡亲们的淳朴关爱中逐渐宽广……渐渐地,对他来说,“人民”这个词不再空泛,有了血肉交织的内容。
  ……
    他和那个姓赵的知青后来都上了大学。
    他和那个姓赵的知青上完大学都回到了农村。
    他和那个姓赵的知青后来都逐步走上了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一个成为将军,一个是副部级领导。
    他们带着一份惦念、一份感恩、一份责任为他们插队过的村庄、为那些乡亲们办事情。
    他和他的知青战友们筹款办厂、修路、捐食品、办学校。遇到挫折不气馁,继续办。
    他和他的知青战友们捐款、策划、实施,在多年饮用苦咸水的村庄为乡亲们打出甜水井。
  ……
    我,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作为一个非媒体人,在今年五一假期,有幸随他们“返乡团”回到插队的农村。在那里聆听他们的老故事,更有幸亲眼见证他们的新故事。让我动容,让我思索。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从那位姓赵的知青、现在的老赵两次即席讲话中就可以找到答案。我忘不了老赵绵弱、颤抖的话语声带来的强悍气场,他讲话结束时全场穿透内心的掌声依然在我耳畔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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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我们在山阴度过的青春

赵杰兵

  几次和刘源同志、杨李同志回山阴、回下乡插队的村子。刘源政委每次都要我讲话,但我都推掉了。原因是疾病使我几乎不具备当众讲话的能力了。颤抖的厉害,语不成句。今天刘源又让我讲话,我不能再推--虽然以这种颤抖的病态和大家讲话有点失礼,也只有请大家包涵了。 

听听、看看,期待着第二故乡走向富裕之路

我们都多次回到山阴、回到曾经插队的村里。我问刘源:“你1975年离开白坊村后,一共回来过多少次?”他说:“记不清了。没有30次,也有20多次。从上大学放假回来,后来到河南、到部队,有时一年回来一两次,有时两年回来一次……”

知青老赵:你还记得当年上山拉石头的事吗?

我回过康庄十几次,自己觉得不算少,但比刘源少很多。我不知道有多少知青在离开近40年间能二、三十次地回到村里。而且刘源是在职务越来越高、工作越来越忙的情况下,常挤出节假日时间回村的。他回来不只是看看,而是办了许多实事--用自己的工资给乡亲们送过年的白面、肉,修路、办企业、办学校……有的事失败了一次、两次……他也从不气馁,执着地坚持着。现在,在省市县乡各级领导的支持帮助下,白坊村雁杰学校18年来越办越好,从一所民办希望小学已发展成国家办的全寄宿制的中心小学。我是受了他的带动,再一次动了为康庄打井的念头,靠了县委侯书记的支持,才打出了那口井。
知青老刘每年春节前召集知青战友们为家乡捐一些钱款,为各个各户送些白面和食用油。这是老乡们送来了感谢心与采购和分发的详单


是什么让我们割舍不下对山阴、对村子的这份牵挂?因为这里是我们离开学校、走上社会迈出独立生活第一步的地方。刘源来山阴时17岁,离开时24岁。17到24岁,是人生最灿烂的青春岁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刘源则是最艰难的岁月。这7年时间在他生命中刻下的痕迹是最难以磨灭的。他在山阴、在白坊村的乡亲们中得到过温暖,长成了一条汉子。我们都是在山阴父老乡亲们的呵护下,从学生娃变为了成年人。山阴的父老乡亲对我们有恩!我建议,我们曾在山阴插过队的知识青年一起给山阴的父老乡亲们鞠个躬,感谢乡亲们当年对我们的关心、爱护、教育和帮助。
    我们的青春,在山阴度过。那段岁月刻骨铭心,那份乡情永在心中。当年有一首苏联歌曲《歌唱动荡的青春》在山阴知青中流传。“时刻挂在我们心上,是一个平凡的愿望:愿亲爱的家乡美好,愿祖国万年长”。今天,我们内心的企盼一如当年!
    让我们举杯,共同祝福山阴、祝福祖国的明天!

(老赵在2012年4月29日晚餐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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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保持平民本色

赵杰兵


去年5月3日我们结束回村活动分手前,张弘力同志谈了对刘源政委的几点感触,共4条,8个字。今天我想就弘力说过的两个字说点感想,说得不对之处请刘源、弘力和大家指正。
    弘力的8个字中,首先用了两个字:“平民”,来概括刘源的品格特征。我们和刘源认识多年,都感到这两个字用得准确。这种特征从哪里来的?我以为和他7年的插队生活有很大的关系,那时他是真正生活在底层的平民,而且他比起一般的普通平民百姓来说,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境遇还要惨--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儿子。有多少人没有挺过那场灾难!?刘源之所以更多精彩内容加微信niu488niu,朋友圈更精彩挺得过来,除了他个人的坚强品质,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民中得到了营养和力量。从17岁到24岁这7年间,他是地地道道的底层平民。这段时间铸成的底层本色将伴随他一生。
    后来情况起了变化,我们是不是也有变化呢?我说说我的体验。我在娄底当专员、在张家界当书记期间,爱人都去过。她观察了一段后,便“教导”我,说我“有病了”。我问她:“什么病?”。她说:“可能是‘领导病’,或者叫‘一把手病’。”她说:“你现在说话总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压人一头,不是平等地对话。而你自己甚至不觉得。”她进而又说:“你在一个地区,几千平方公里,人口几百万,就数你们几个人官大。我住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有谁来监督你、批评你。就是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久而久之能不出问题吗?”她还说:“我只是希望,今后你和我一起去早市买菜、或者挤公共汽车时,你不觉得委屈、别扭,那我们家的日子就一定能过好。”
    实际上,几十年过来了,上层底层的生活都体验过后,我们感到“宽裕点儿的老百姓日子是最好过的。”记得刘源曾经说过:“我们每回一次村里,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提醒:不论现在你地位多高,或多有钱,你也曾是底层平民,是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员。要对得住他们、始终与他们同心,尽我们的所能,和他们一道奋斗,把日子越过越好。”我想,这应成为我们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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