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江永不久,一天中午,刚吃完中饭,农艺队突然闯来了三十多个农民组成的“工宣队”,一下子把农艺队的前山后岭封锁起来,凡是农艺队的知青,见一个捆一个。潘明臣被捆,陈乃广被捆,向伟嘉被捆,胡先异被捆……就连来看朋友的零陵知青谢方一、浏阳知青余慧(都是“红一线”的战友),也未能幸免。 我们农艺队生性直率的宋达莉见这么多知青同学被捆了,心急如焚,便扑上去锐声大喊:“不许捆!不许捆!” “工宣队”气势正盛,见有人竟敢对抗,就齐声喝道:“把这个妹崽捆起来!她最恶最凶!捆紧点!”于是,宋达莉也被扎扎实实捆成虾公一样,疼得她“啊哟啊哟”直叫唤。 当时我正在午睡,给惊醒了。出来一看这情景,气得我跺脚就骂,我指着一个叫“三狗”的青年农民厉声斥骂:“三狗你这个坏家伙,怎么连女崽也捆……”奇怪的是他们倒没有拿我怎样。 记得宋达莉被捆得手臂发紫,皮肉都绽开了,直到现在她手臂上还有当年的捆印。就这样,知青们一个个被绳捆索绑,串成一长串,被“工宣队”生拉硬拽,押向五六里远的县城……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之所以没捆我是因为黑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一个五大三粗的民兵营长说:“这女崽会唱歌,杀了可惜。留下她为我们唱歌吧!”
在农艺队、在“红一线”,我和潘明臣有过一段缘份。他多才多艺又个性执拗,这次劫难他首当其冲,罪名够严重的,什么“炮打三红”、“里通外国”……这在当时都是足以致人死命的“滔天大罪”。 我和他生了一个女孩。孩子满月的当天,我就抱着她千里迢迢从长沙到江永,去县城探监。潘明臣胃不好,我用妈妈给的钱买了两瓶奶粉,想让他补补身体。 一到看守所,有个干部模样的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是来看潘明臣的。他说那要到公安局去。我抱着孩子赶到公安局,一进大门就被人拦住了。正要和他们论理,只听见院子里铁链哗哗响,有人放出一条高大凶悍的黑毛狼狗,呼啦一下张牙舞爪向我扑了过来。那狼狗两眼凶光,直立起来用两只前爪罩向我手中的毛毛。我惊骇万分,刹时间本能地将毛毛高高举起。那狼狗就恶狠狠罩着我胸口直扑下去。随着衣服味啦一下撕开,我一声惨叫,胸口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达到阻拦目的后,狼狗被叫回去了,但它仍在对我们母女俩“狼”视耽耽,它的喉咙里仍在滚着呜噜呜噜的威胁。我哀哀痛哭,孩子猛然受到惊吓,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就在我们母女相拥而哭时,牵狗的那几个却得意地毗牙咧嘴哈哈大笑起来。这次探监给我留下了终生不能平复的创伤,直到现在,有时我还梦见狼狗向我扑来,惊出一身冷汗。
哭过之后,我反而平静,什么都不怕了。我横下一条心来,就是要见潘明臣。我到看守所,那干部模样的又出来了(后来才知道他是看守所所长),他说“反革命没有资格看娃崽”。还指责我说:县里那么多好干部你不嫁,偏偏嫁给一个现行反革命,有你受的! 怎么办呢?不准父女相见,我只好把刚满月的毛毛托付给外面一个卖杂货的老太太,请她照看一下,再匆匆跑进看守所要求见潘明臣一面。但他们还是横竖不准见。面对这种情况,我完全绝望了!绝望中我仿佛听到孩子的哭声……我猛地一惊,又急匆匆往外奔去。刚跑出看守所大门,两瓶奶粉被他们给扔了出来;“砰”的一声响,看守所大门也给死死关上了。 等我赶到杂货店老太太那里,只见十几个看热闹的人围在那里,我的孩子却不见了! 原来,大家都晓得我是唱歌的邱放,也都晓得我如今是反革命家属。那老太太受不了上面与社会的压力,便把毛毛放在簸箕里,撂到十字路口了。她只告诉我:“你的娃崽给一个知青抱走了。” 此时我已急得快疯了,逢人就问我的孩子哪去了?后来我追到潇水河边,看见一个男知青正抱着我的毛毛向我招手。他哽咽着告诉我:六月伏天炎炎烈日下,孩子在簸箕里任路人围观着拨来弄去,说这是反革命生的狗患子……他恰好路过就把孩子抱到江边来了,他知道我会来找孩子,就一直在这里等我。他泣不成声地说:“你一定要多保重,带好孩子,这是我们知青的后代啊……”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街上抱走我孩子的知青名叫何乐夫,但至今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多么想亲口对他说:谢谢你,我的知青朋友!你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