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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都管我叫三先生

村里人都管我叫三先生


新三届  知青 | 张亦峥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张亦峥 ,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直到退休。


1971年冬天,我们从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又聚到北京

原题

我的知青50年祭之

画相


作者:张亦峥



我们刚来的时候,村里人管我们叫大学生。虽然,我们只读过两年初中,就被扔到距北京一千三百公里的晋南小山村插队。时间长了,村里人知道了我们并不是大学生,但他们认为,我们这三个北京知青还是很有学问,至少比村里完小的教书先生见多识广。称谓就升级了。


叫我们先生,其中不乏戏谑,但更多的还是敬重。之所以叫我三先生,是因为一同发来的张放和友朝,都比我大。村里人就分别叫他们大先生、二先生。二先生在村子里停了两年多,他老子就把他弄到总参当兵了。大先生爹娘都发到了干校,他去探亲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村子里就剩下三先生。也就是我了。


我喜欢三先生这个称谓。这说明在老乡心目中,还保留着大先生、二先生的位置,至少表明大先生、二先生存在过。这样,我就会觉着还不太孤单。虽然,他们俩离开之后,我就一直被莫名的孤独、沉闷、压抑和惆怅困扰着,饭都懒得做。


可人要是不吃饭,肯定会饿得慌,这种滋味比孤独、沉闷、压抑和惆怅更可怕,因为它发展的终极就是死亡。我才二十郎当岁,咋能说死就死呢?所以,我不时去老乡家闲谝胡讪。赶上饭时,老乡通常客气客气,跟我屋里吃吧?我才不管人家是真心留,还就是客气客气,反正你邀请了,我就顺竿爬,脱鞋上炕,盘起腿来,等女主人端上饭菜。


村里谁家盖房,我估摸快到饭时,就跑去谈古说今,紧关节要处往往就到了饭时,干活的人还等着听下文,留我吃饭便是自然,加双筷子就是了。这餐饭就又有了着落。饭吃饱了,我便随着这伙人蹲在墙根晒着阳阳歇气,就顺便脱下土布衫,用指甲在衣缝里掐虱子,指头上的血渍往裤腿上一抹,接着掐,还叭叭响。我喜欢穿那种土布抿裆裤,舒服不说,关键是不分正反,前边能当后边,后边能当前边,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我要是和这伙人蹲一排,还真拎不出哪个是知青哪个是老乡。


晒过阳阳,掐过虱子,干活儿的动弹了,我就四处蹓跶了。我来插队时,带了一架德国菜斯120相机,我非常喜欢拍些风景,比如乍暖还寒时塬上生出的一抹新绿,苜蓿地里的一片紫色花蕊,大雷雨前远处中条山的黑云压城,麦收时田野里的一片金黄,我就会分别生出一些或温暖,或悲壮,或喜悦的情感,给我带来心灵的震撼,就会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自然,就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闷,种种丑陋,种种愤懑。


当然,有时,我也会给村里人拍几张。那是些憨厚、纯朴、哀怨和喜悦的影像。我想,这就是在纪录一段历史,若干年后,拿出来再看,会给我带来永久不灭的记忆佐证。


所以,村里人觉得我很了不起。就喊我三先生。我无偿提供胶卷,还有显影液定影液和像纸。我把印好的相片,送给村民时,村民的那种惊喜,也让我露出久违的笑容。让我稍稍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放大机,不能把乡亲们的照片放得再大些。但村民们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有的人至死都没照过一回相呢。


后来,我的父母也都被陆续发到干校。就再也没人给我提供这些照相器材了。我的摄影生涯就终止了。不过,我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新的营生。我们村子边上的庄上,有个知青叫袁泉水的,他在公社的打井队混事,他跟2386厂有点儿什么关联。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就托2386的工人用铁条给我焊了个画架,又给我做了块画板,挺配套的。


每日没事,我就拎着个画架写生,什么远山、村落、柿树和碾盘都是我喜欢的素材。要不是有一天,村里一个媳妇求我办个事儿,我的命运兴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改变。


那个媳妇不大检点,但村民并不在意这些。不大检点在我们村里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那媳妇色相一般,但身子凹凸有致。虽说脖子往上不很白净秀气,但跟她好过的男人一提起脖子往下直到脚趾头,就生出无限的心神向往,白净、嫩绰、像刚出笼的头茬面蒸的白馍,馋得人淌口水。也像熟透了的大白菜,越往里剥,越是白净透亮,直到露出了嫩白晶莹的菜心儿来。要是夏天,穿个细布小衫,该鼓的地方绷了个滚瓜溜圆,恨不得呼之欲出,让男人看着就迈不开腿儿,挪不动地方,越看越想看。


她男人脑瓜儿有点不够数(不够数在当地即是脑子缺点什么的意思)。不够数到啥程度,说来人都不信。娶过她,她男人连着好些日子都没找着地方。总算找着地方了,没放进去就溃不成军。有人听说了,替她着急,就哭着喊着替代了她男人。这媳妇也就半推半就,从了她男人的替身。


这媳妇有初一就有十五。今天这个,明天那个,村里的闲汉都闻腥儿往上凑,不少人都和她有染。她就成了一个门户开放的女人,比当今的小姐、二奶、小三儿什么的早开放了好几十年。但她不像当今的小姐、二奶、小三儿什么的那么厚颜无耻贪得无厌。她知道村里人也没什么钱,二尺花布,一双洋袜,一瓶雪花膏就能好一回。甚至一挑水,一捆柴也成。有人说她贱,其实不是。是他那男人不是个男人,她才想跟真男人尝尝做女人的滋味。


就是这个媳妇有一天,直接进了我们的院子,手里还拿着个小信封。她从信封里抽出张一寸的底片,说,三先生,姐求你个事儿成不?我最见不得人跟我说软话,就说,不用说求,能帮自然会帮你。她眼圈就红了,说,我妈走了。前黑了的事。娘家哥哥说是去县里的照相馆放大相片,人家要好几十块。好爷爷哩,一年的工钱哩,就来咱村寻我,说你村有北京大学生,都能得很,就让我求你了。我就跟娘家哥哥说,没问题,我跟那娃熟得很,一准放好了送去呢。说着,还用手比量起要放照片的大小。


我一看,比红旗杂志还大一圈呢。就说,还真就帮不了你。没有放大机,拿屁放呀!再说,显影液、定影液、像纸什么的也早就用光了。这媳妇的眼泪就下来了,说,我爹死的早,我妈拉扯我们好几个吃了没数的苦,临到老了,出殡时辰,连个遗像也没有。做儿女的还算是儿女,还算是人吗?大兄弟,让你笑话了。我就不麻烦你啦。我走。


我容不得眼泪,更容不得女人的眼泪。何况这女人还有如此孝心。就想,怎么能一个“还真就帮不了你”就给人家打发了呢?我以前画过山水,这画人和画山其实是一个道理。山是自然的精华,人和山比起来渺小很多呢,应该不难。我就说,你别走,我倒有了个办法,不知行不行?


她立时转泣为笑,说,大兄弟的法子还能不行?能行能行。


我说,你先听我说。我这里有画水彩的仿羊皮纸,这种纸很厚,跟相片纸差不多,就是不怎么亮堂。其实,遗像暗些倒更显得庄重肃穆呢。你呢,给我找一张你妈的相片,我照着给你画一张,要是你看着像,就给你娘家送去,要是不像,你别生气,就当我没画就是了。她说,咋会生气呢?谢你还来不及哩。我妈的相片,我这儿就有。原来那小信封里还有一张一寸的半身像。是她妈。


我仔仔细细端祥一回。那照片年深日久,没光跑色,模糊迷离得只看得出是个乡村老女人。我有点后悔自己胡乱应承太草率。可应承了,就不能知难而退。便说,你这照片上五官不清不说,还缺了半边脸,我先琢磨琢磨,揣摸揣摸,跟你了解了解你妈生活习性,才能动笔。她说能行。随叫随到。


她走后,我就翻开了我的文具箱。还真不错,虽说没有炭条,没有炭笔,但从B2到B6的中华铅笔都有。至于纸张,就把那意大利仿羊皮水彩纸当做素描纸就成。


我先是找来一张旧报纸,在上面试着练手,拿了根中华HB先勾勒个脸型,又换上B4由浅及深,换上B6从浓到淡,就涂抹开来,接着就是用笔在头像阴面、阳面、高光、低光部位来回擦拭,三几个小时过后,那女人像就分出了明暗黑白,就立体起来。


心里有数了,我就去这媳妇家跟她聊她妈习性、脾气、喜好和厌恶,看似无关,其实和画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都一一记在心底。准备妥当,我就喊来这媳妇。让她坐在我对面。这才在画架上铺开那意大利仿羊皮纸。我看一会儿照片,果断有力地勾出第一笔,第二笔,勾勾画画,还时不时瞟上这媳妇一两眼。我这么做,是因为那已经发黄的照片实在模糊,便通过她的长相来揣摸还原她老娘的模样。


描描画画,涂涂抹抹,渐渐地,一张老女人的脸就慢慢清晰起来。真的是鼓的鼓,陷的陷,眉是眉,眼是眼,鼻子是鼻子,嘴是嘴,就像是活过来一样。我还把那衣领的皱褶用深浅明暗给突现出来。然后,左看右看,远看近看,看不出啥毛病了,就卷起来。


我叫过这媳妇。把那画像一寸一寸展开给她看,还没露出下嘴唇,这媳妇就大放悲声,我这苦命的妈妈呀!咋就能狠心抛下你女子呐……我想,看来是画像了。就扔下痛哭流涕的这媳妇,回去了。


隔了几天,那媳妇办完了葬事,我就叫住她。我一直想知道,我给她妈画的相到底有多像,先前人家办葬事,不合适问,只好等到现在,就说,大姐,我也求你个事。她说,先那个求字给我去了。就说啥事吧?我说,想给大姐你也画个像。她说,给大姐画?大姐巴不得呢,大姐求你都不敢求了呢。我说,那好。到我屋里去吧。她说,你等我回屋里找个相片。我说,不用,我照着你画就成。


直到她坐到我院子里,望着架个画板,咬着笔头子的我,都不大相信,就这么坐在那里,我就能把她画出来。我又是一番浓涂淡抹,皴皴擦擦,就住了笔。她就站起来要过来看。我说,你先回吧,还没画好,画好,自会送你屋里去。她老大不情愿地走了。我所以不让他先看,是怕她只说好,不能客观评判我画的相,像还是不像。


我自己又修修剪剪的,才拿给村里人看。十个看过的人有九个认出是她。剩下那个说,这不是咱村万人骑吗?我也不知自个为啥动了气,说,你嫫才万人骑。那人说,三先生你咋骂人?我说,你不骂人我骂人,那我不是找抽吗?那人说,我又没骂三先生你。我说,你骂我姐了。那人说,她啥时候又成了你姐。我说,就刚刚。


我有了姐的消息,一瞬间就让村子里家喻户晓。


她把我给她画的像,找了个镜框镶起来,挂在堂屋。逢人就说,是三先生给她画了像。村里的男女老少就都跑去看。有些不着调的男人,黑了天才去。还想像以往那样,来几句打情骂俏,就上炕迭摞。可没想到这回撞墙了。她竟嚷道,老娘是三先生他姐。要想吃豆腐摸奶子,找你嫫找你妹子去。从此,她屋里门前,就消失了闲杂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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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没想到,照相的三先生其实还是个画匠。这消息比刚刚接通的垣礼线上的票车跑得还快。没用两天,周围十里八乡的也都知道了,我们村有个北京大学生是画匠。


这时,每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就又来了。本来,我就没想这没影儿的事。我爹我妈都是留日的。那年头,就凭留日,就脱不了日本特务的嫌疑,能让特嫌子女上大学吗?上了,还不里通外国?所以,上大学对我说来,比奢望更不着调。


可是那天我去赶集,看见公社管知青的干部,那干部说,这回公社还有个“可教好子女”的指标。你去争取争取,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我一想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已经是在地狱里了,一层和十八层也没太大差别,要是能上学,就把我提拔到了人间,要是没成呢,我也没啥可丢的了。


赶集回来,我就去大队,跟主任说,想去上学。看队里能不能推荐我。大队主任说,你队里都说,你娃好着哩。还说你娃怪栖惶(挺可怜)呢,就同意推荐了。我想想插队这些年,还真没在队里干多少活,却没少了偷个瓜,摸个枣儿的。村子本来就穷,却还接纳了我们,一起在有限的土地里刨食吃,就挺愧疚的。关键时刻,还给我说好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队长说,你先填个表,盖个章,再到会计那儿支几块钱,去县上活动活动吧。早去,别误了事。


我拿着推荐表就去了县上。招待所、邮电局、汽车站、大大小小的旅社都是知青,都在活动。我没什么钱,加上队里给支出的五块钱,勉强买了两条大前门给知青办什么头儿送去。那头儿只给我一分钟,让我说话。一分钟能说啥呢?我就说我是哪个村的,叫啥,送给领导两条烟,是为了领导工作时更好地思考。那头儿说,领导会按政策办的。说完,就把烟退给我,接见就到此结束。


当时我觉得不收我礼,还真不错,一定会讲政策的。到后来才知道,政策就是把这个指标给了县里的“地方高干子女”。那两条烟退回是因为根本就不入眼。有知青说,两条烟算个屁,某某女知青连肉都搭上了,还没走成呢。我想一想,骂一句,操他妈的,老子还不走了呢,就在村子里给死人画像也饿不死!


骂完,刚回村,就碰上个男人推个洋马(自行车)逢人就问三先生跟哪儿住。我说,我就是你要找的三先生。来人说,他是横水的,请我给他爹画个像。管三天饭,再给三块钱工钱。我想都没想,就坐在那人自行车的后架上。


到了地方才知道。这人的爹死了,一辈子也没照过一张二寸的照片。听说我能画,就请我来画。要不,亲朋好友来吊丧,连个遗像都没有,还不让人笑话,说子女不孝?我说,成。照片呢?那人说,不忙。先吃饭。吃了饭慢慢画。吃了两大碗干面挑起(面条),那人才把我领进院子的东屋。屋里停着一口棺材,周围有披着麻衣的,也有穿着白布丧服的。


我纳闷,在这儿画?那照片呐?那人说,我说过我爹一辈子也没照过相,哪儿来照片?那我画啥?那人掀开棺盖说,画这。我探头往棺里看,是张没有血色的青灰色的脸。才弄明白,是让我给这个死人画像。


好在我打小就是无神论者,才不管什么死人吉祥不吉祥呢。吃了人家东西,还得从人家手里拿钱,就得干活。我那时光就颇有职业操守。问题的关键是,那死人的眼晴紧闭着。得让他睁开眼啊。不画眼睛,那不是瞎扯吗?可是,人死了咋睁眼呢,我就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扒开老人耷拉下来的眼皮,看看眼是啥样的。直到把那眼睛的大概样子,扎扎实实记在心里,才又小心翼翼地抹下老人的眼皮,跟那死人说话:


大爷,我不扒开您眼皮,就看不清您的眼睛,看不清您的眼睛,就画不出您老人家在人世上的神采。您说是吧?我没弄疼您吧?大爷,看得出您这一辈子土里刨食有多不容易。风刮雨打日头晒的,瞧这一脸褶子,瞧这灰头土脸,就知道您这一生不顺当,吃苦、遭罪的苦命人。如今您老人家要去了另一个世界,也不知道,能不能时来运转?能不能多点儿愉快,少点儿熬煎。过两天,您那孝顺的儿子就让您入土为安了。您走之前,给您留个画像,日后好有个念想。后代也好知道他们的先人是啥模样。您说您活得苦不苦?栖惶得连张照片都没照过……


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脸的二分之一处找到眼睛的位置。虽然画得有点混浊,但更透出了老人的老迈年高,而那额头的皱褶昭示着老人的饱经苍桑。我画到下午,把成品给那个带我来的人看。那人的眼睛里就淌出了浑浊的泪,说,三先生,您把我爹画得可太像了,看这画像都能想出他吃苦耐劳地活了一辈子,一辈子,没享一天的福啊。让我咋谢你?我准备搭上三天的工夫,给你画。你多半天就画得好得不行。我再给你拿上十个馍,你回你村里吃。


我说,吃了两顿饭,拿你三块钱,够了。那人说,捎上,不拿可不成。要不,我给你背上。便骑上洋马,把我送回来。那十个馍,我又吃了两天半。


自此,我的大名不胫而走。三先生就是三先生。不管是照相还是画相,都讲究精益求精。被我画的这主是干啥的,有啥秉性,有啥性格特点,我都问个底儿掉。然后就琢磨,怎么画才更能画出他的特点,让人一看到那些特点,就知道我画的是谁。


有一次,我画的死者是个独眼。我想从正面画,俩眼睛一个睁着,一个闭着,死者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一定很无奈很悲哀了,死了以后,画像还是这样,到死都没得安生。这可是对死者的不敬。


我就想起有个画家给俄国名将库图佐夫画像,库图佐夫右眼是在克里米亚被土耳其人打瞎的,画家就画了个侧脸像。我想,为啥不能给这个独眼老人也画个侧面像呢?侧面像就一只眼睛,那家人就避开了另一只,只有眼眶的悲哀。


我把画好的像给那家人看。人家高兴得不能行。至此,我因人而异,因地而异,越画越精,越画越像。名声传遍塬上塬下。一时间,当地都认为找我给死人画像,用今天的话说,才是一种时尚和流行。画相在我手上,已经代替了人物肖像照片的作用。


就是现在,村子里有人过逝的时候,上了岁数的人还会说起三先生。比如,关于我没能被推荐上大学,村民们就发挥了他们无尽的想象,做了他们认为合情合理的后续:


那年,县知青办头儿的爹死了。那头儿坐上吉普亲自到我们村找三先生,把他爹的照片交给三先生说,全县都说你画相画得好,画得像。我屋里不是不能上照相馆放照片,放多大的都成。请你画主要是因为塬上塬下都认为,办葬事用你画的遗像时兴。你好好画,画像了,我不光给你钱,绝不是三块,还送你去招工。过两天,我让我们干部来你村里取。三先生就想起,当年队里推荐他上大学,到了县里让地方高干给顶了,知青办头儿没起一点儿好作用。心里就生出一股怨气。画着画着就把他爹画成了他的嘴脸。特别是那颗镶金的大门牙,明暗处理得闪闪发光。三先生画完看了看,笑了,怎么把那头儿他爹画成了头儿一个模样?想一想,该死该活球朝上,爱谁谁,随他去。葬礼上,去头儿家吊丧的人,看那堂屋的遗像,就笑了:那不是咱头儿吗?咱头儿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咋就成了挂在棺材上的遗像了呢?头儿一听人们的议论暴跳如雷。此后,三先生和招工、上学啥的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直到那年冬天,恢复高考。三先生全县考了第一,去了北京的美术学院。


说的时候,三先生已然是一个传说。完全不是现实的我了。


我这辈子也没上过美术学院啊,尽管我做梦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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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秋末冬初,村里一个叫快快的儿时伙伴,发达了,开了四部四驱越野领我们去了中条山腹地的王家坪。就有了这个写生《大山深深深几许》。套用了欧阳修“庭院深深深几许”词句


(此文曾刊于429期《法治周末》17版,原题:“知青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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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获作者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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