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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京知青的记忆

一位北京知青的记忆(组图)


2014-12-12 03:26:28 来源: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北京)








1968年秋,作者和母亲在北京首都照相社合影


赵杰兵著 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


黄梅与同学王玉中(左)在合盛堡村口合影


  《康庄往事—一位北京知青的记忆》是一部回忆录,从提笔到完稿计19年。全书以八位农村人物和一位知青同学为主线,通过他和同学们插队生活中的一个个平凡故事,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变迁、中国农民的纯朴与艰辛、知识青年对农村发展的奉献。全书平实、感人,折射出那一代人对第二故乡的情感,对社会的担当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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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庄往事—一位北京知青的记忆》是一部回忆录,从提笔到完稿计19年。全书以八位农村人物和一位知青同学为主线,通过他和同学们插队生活中的一个个平凡故事,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变迁、中国农民的纯朴与艰辛、知识青年对农村发展的奉献。全书平实、感人,折射出那一代人对第二故乡的情感,对社会的担当和思考。

  离家

  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天是我 20 岁的生日。两天后,我将和同学一起到山西省雁北地区山阴县插队落户当农民。实际上,66、67、68 届的“老三届”初中、高中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展有半年了。我的同学、朋友到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都有,妹妹洁英也先于我到山西五台县插队。

  我到农村插队落户,是出于自愿。和我思想相近的知青应该有相当数量。

  记得上高中(1964 年)前后,报纸上报道了邢燕子、董家耕、侯隽、赵耘等一批下乡当农民的知识青年的事迹,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甚至向父母提出,不上学了,要去当农民,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

  为了表明决心,高中一年级的暑假,我和二班的同学王大凯一起到天津郊区军粮城公社农村劳动了一个月。那里有一个全国著名的知识青年—赵耘。回来后,我和大凯都写了总结汇报,交给了父母和学校。我还正式提出了到农村插队落户的要求。

  但父母和学校都不支持我的“革命行动”,千方百计地说服我放弃在他们看来“荒唐”的念头。我据理力争,搬出毛主席语录和《人民日报》来支持我的观点。父亲赵凡,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农村工作。我对他居然不同意我当农民很不理解。父亲被我纠缠得不耐烦了,把住在附近的市教育局局长孙国梁叔叔找来,说:“我这个孩子高中不肯读了,非要去当农民。你做做他的工作,让他好好上学。”孙叔叔满口答应,说“我找他谈谈”。

  果然,孙叔叔厉害,和我辩论没几个回合就辩得我无以对答。他比我更熟悉毛主席语录,他把我不肯读书斥之为“怕苦”,是吃不了学习的苦而“厌学”,说我不过是拿和工农相结合作借口,逃避艰苦的学习。他还大大地挖苦我就这点初中文化还敢妄称“知识青年”,断言我凭这点文化连合格的农民都当不成!结论是:赶快回校好好念书,有了真知识,将来再和农民结合或者和什么人结合都行!

  我没能成功,但我知道有几个同龄人走出了这一步。一个是和我同一小学(育英学校)同一年级但不同班的胡锦州同学。他爸爸胡绳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是老革命。他就是没念完高二,就受到纪录片《军垦赞歌》的感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兵团战士。还有陈伯达的儿子和他的同学张木生,也是高中没上完就到内蒙古农村当了农民。此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后来张木生写了一篇《中国农民问题》,以手抄本在知青中流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父亲被打倒,不知被关在什么地方,音讯全无,是死是活都不清楚。母亲葛纯时任北京市农机局副局长,也被打倒。他们当时的称呼有两个:“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黑帮”。而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黑帮子弟”。此时,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也乱了套。到 1968 年,掀起了一场持续十几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也如愿以偿地到农村插队。

  出发日期确定后,我去了一趟北郊的农机学院,告诉妈妈我走的事。当时妈妈在农机学院“关牛棚”。妈妈详细问了我的准备情况,她向造反派请假未获批准。我让妈妈放心,说到了山西后会写信给她。她也说了些鼓励的话。我以为这就算告别了。没想到23 日傍晚时,妈妈居然回家了。

  她有点高兴地对我说:“我和他们大吵了一顿。儿子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可他连身合适的棉袄都没有。我得回去帮他准备。毛主席要求我们家长要支持孩子到农村。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响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她这样上纲上线地据理力争,终于请准了一天的假。她边说边动手,将早有准备的布和棉花拿出,比着我的身材铰出了样子,铺在床上开始絮棉花,然后就紧张地飞针走线地缝起来。我劝妈妈,说我有棉袄,别熬夜赶着做了。

  她根本不听我的,手也越来越快。上次妹妹洁英走前,她也是赶着做了一件小棉袄。我只好陪着她说话。

  这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的话。说的什么,现在多已不记得了,但记得那些话中没有忧愁,没有伤感,有的是母亲对出远门的孩子的叮嘱和鼓励。其中有几句话,几十年过去了,我仍记得。妈妈说:“你到农村去好,可能生活苦一点。但农村一点也不可怕。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记住,不论到了哪里,都要好好革命。当地老百姓能活咱就能活。只要你有当一个农民也好好为人民做贡献的信念,就什么困难都打不垮你。”妈妈就这样一边缝一边聊,有几次针扎在手上渗出血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当时的情景,我至今想起仍心绪难平。到后半夜,一件贴身穿的对襟中式小棉袄做好了,妈妈看着我穿在身上很合适,欣慰地笑了。我看着妈妈慈祥疲惫的面容,心里很不是滋味,赶紧劝她休息。她笑了笑说:“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抓紧上床打了个盹。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行李和妈妈告别。“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该说的都说了,好好去吧,妈妈相信你能做好。”妈妈平静自然的语调、亲切期待的目光,给我的恰是信心和力量。处于逆境中的家庭,母子不带一丝伤感的方式分手告别,可能是个特例,也是我多年来对一些影视作品描写知青下乡那种哭天抹泪的凄惨场景不以为然的原因。我们当年不是这样。列车开动时,我胸中涌出的是一股豪情。

  手抄本:黄梅的诗

  知青中还流传一些其他内容的“手抄本”,比如诗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学生的思想空前活跃,个人际遇和社会现实的激烈碰撞,产生了最初一批文学青年或“民间诗人”,如食指等人。他们的一些作品以手抄方式广泛流传,对我们曾有影响。

  在和康庄知青有关的范围里,还曾传抄过黄梅的诗。黄梅不认为自己是“诗人”。她的诗(尤其在和康庄知青接触前)是写给自己的私密“个人内心独白”,没想过要给别人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朋友曾建议她发表几首,但她回绝了。这次写插队的往事,我又碰到怎么处理她的旧诗作的问题。再三思量,我觉得还是不应回避,因为那毕竟是当年知青生活的一个侧面。

  ……

  与康庄知青接触前后,黄梅的诗风略有变化。前一段似乎色调更“灰暗”、“悲观”些,是在痛苦中挣扎的宣泄,我曾用“重压下挤出的心血”来形容。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她经历了人生的第一道大“坎”,或者说是人生最大的一次打击。她 16 岁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三时,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感和心理伤害伴随了她很多年。她无处诉说,只能于夜深人静之时和自己对话。《但愿那一幕》写的那只小兔子,简直就像是写她自己。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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