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百揆兄 白谦慎 一、第一次和百揆谈话 二、我为百揆抄竞选宣言 三、百揆带我拜访赵朴初先生 四、百揆说:“你是能做研究的” 五、请百揆在浙大吃饭 第一次和百揆谈话 1978年10月,我们国政系78级全体男生作为新生入住37楼四楼。百揆和我并不是一个宿舍的,所以刚入学的那些天和百揆并无交集。第一次和他较长的交谈居然是在澡堂。 北大那时虽有澡堂,但是很挤,更让我望而却步的,是更衣室暖气不足。如果天凉了,洗完澡再去穿衣服,容易受冻。受冻倒可以忍受,只是我的肠道敏感,稍受点凉,便要腹泻,所以,天冷的时候,要洗澡,就去海淀的一家澡堂。一天我和同宿舍的庸安兄一起去海淀澡堂洗澡,在那里见到了百揆。洗完澡,披着浴巾,就开始聊天了。 从聊天中得知他曾在山西插队。考大学前曾考过北大的数理逻辑研究生,落榜;考本科生,中试。那时恢复高考不久,我们这些入学不久的新科大学生,还喜欢谈论谁是哪个省、哪个地区的高考状元。可和百揆的那次谈话,让我得知,虽然我和他是同班同学,但我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差距,根本就不是分数之间的差距所能衡量的。 百揆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成长在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初中毕业于四中,基础好,见识广。以后又到山西插队六年,对中央政治和地方治理都有独特的观察和见解。虽然我并不是热衷政治的人,但每次见到他,总希望能聆听他对政治的见解。 我为百揆抄写竞选宣言 1980年10月上旬,北大海淀区人民代表开始竞选。11月8日,百揆宣布参加竞选。百揆有个竞选班子,里面有他在四中的老同学、哲学系78级的龚继遂,我,其他还有谁我记不清了,廷辰或许也在内。我记得有一次百揆发表演讲,柳宇之做主持人。为什么选择小柳,我一直不是很清楚,大概百揆认为小柳有着什么都不怵的性格。我加入百揆的竞选班子并不是因为我在政见方面能给他提供有用的咨询意见,而是因为我有“一技之长”——写毛笔字,为他抄写竞选宣言和各种政见。 不过,出于对百揆的信任和佩服,我一直积极为他拉票。当时,我和中文系78级文学专业女生王莹已经恋爱,我就向她和她的同学拉票。当时,他们班里的张曼菱也和百揆在同一天宣布竞选,但却遭到全班女生的反对,甚至贴出集体署名的大字报,请求同学们不要投张曼菱的票,成为当时竞选中的一道奇观。 此外,我还到中文系研究生的曹宝麟的宿舍为百揆拉票。但在两处的拉票并不成功。中文系的研究生都支持同为研究生的胡平。中文系78级文学专业的同学负责采访各位竞选人。王莹和同宿舍的陈蝶沁负责报道王军涛,自然把自己两票中的一票先给了王军涛。不过,在我的动员下,王莹把另一票投给了百揆,也算没有彻底地“无功而返”。 正当北大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校内的书法爱好者们也在酝酿着另一个和政治无关的活动:成立北大学生书法社。1980年12月21日,北大学生书法社在办公楼成立。图书馆系78级的华人德被选为社长,我当选副社长。有意思的是,胡平的竞选宣言是华人德兄抄写的。其中牵线的是他同宿舍的黄刚,黄刚和胡平是成都老乡。所以,北大学生书法社的社长和副社长都以书法参与了当时的竞选活动。 可惜的是,当年那些特殊的“书法”作品都没有留下照片。 百揆带我拜访赵朴初先生 百揆知道我喜欢写字,有一天突然问我:“你觉得赵朴初先生的字写得怎样?”我说写的好啊,书卷气很浓。他问我:“你想拜访赵先生吗?”我说当然。我问他和赵先生怎么认识的,他说算得上是有点亲戚关系吧。 一天我们到城里开会,会后百揆和我骑着自行车直奔赵朴初先生家,那时还没有打电话事先约见的习惯。路上百揆告我,他的叔叔曾留学德国,在电力部任总工程师,婶婶是赵朴初先生夫人的妹妹。1976年地震后,叔叔家的房子震坏了,因为赵先生的住处宽敞,全家三口就搬到赵先生的四合院住。赵夫人没有子女,妹妹在也有个伴,于是百揆叔叔一家就一直住在赵家。 敲门进去后,出来寒暄的是百揆的叔叔、婶婶、堂妹和赵先生的秘书。过了一会,赵夫人也来了。赵夫人和妹妹是上海人,我和她们用上海话聊了一会。百揆的婶婶说,你说的上海话,已经和我们说的不太一样了。百揆介绍说,我这位同学喜欢书法,想拜见赵先生。于是百揆的婶婶和赵先生的秘书便带着我们去见赵先生。 赵先生和蔼可亲,一如他儒雅的书法。百揆向赵先生告知了带我来拜访的原因后,我便把自己写的小楷呈给赵先生看,赵先生看后,说了一番赞扬的话。受到赵先生的鼓励,我便开口问赵先生,能不能求他一幅墨宝。谁知话音刚落,便有人挡驾。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后悔不该开这个口。还是赵先生打破了窘境,他说:“我今天早晨抄录了几首诗,我把它送给你,上款我就不写了。”我们随着赵先生到他的书房,他在已经抄好诗作的小花笺上署款后,便把诗笺交给我。我自然是感谢不尽。随后,我们便告辞了。 在赵先生家求字的经历,给我上了一课。上大学之前,我在上海也常拜访老先生们。当时国内并没有书画市场,我托人带纸请一些前辈作书画,或是登门拜访,前辈们通常都会应允,并题写上款:“谦慎同志属书”。所谓“上款”,即索书画者的名字。而在赵朴初先生家有人“挡驾”和赵先生不写上款,应是北京官场和上海文化界的不同。赵先生虽为文人,但毕竟是担任重要职务的著名社会活动家,他那样做,是出于慎重。我后来也确实见到了一位东北青年,到北京“茅门立雪”,求得茅盾先生的题字后,到处招摇撞骗。北京官多,媒体多,比上海复杂,我初出茅庐,还得慢慢学。 赵先生送我的字,我在北京读书工作时,一直悉心保存着。出国时,我把它放在我哥哥家中。谁知,这三十多年是中国社会大搬家的时代。上世纪九十年代,哥哥搬家,嫂嫂把赵先生的字和其他一些师友给我写的字和画的画都放到母亲家了。母亲年纪大了,也不记得放在哪了,我也不愿劳烦老人家翻箱倒柜寻找。希望东西还在,没有丢失。 1999年,我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古人为什么有的时候给人写“上款”,有的时候不写。今天的艺术史学者大都没有这种亲身体验,所以他们对我的讨论很感新鲜。其实,这些认识早已萌生于近二十年前百揆带我拜访赵朴初先生的那次经历。 百揆说:“你是能做研究的” 在北大读书的前三年,我和百揆并不住在一个宿舍。最后那年,我们换了宿舍楼,调整宿舍后,我和百揆住在一个宿舍,得以更多地聆听他的高论。那时候,龚继遂有时来找百揆,和我也有了更多的接触。1992年,我到堪萨斯城参观“董其昌的世纪”书画大展,在那里意外地遇见了龚继遂,才知道他到美国后,也进了艺术史领域。此是后话。 1981年,国内的书法界展开了一场学术辩论:书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什么性质的艺术?这场辩论的历史背景是:政治空气逐渐宽松,西方的艺术理论被介绍进来,抽象艺术也不再被视为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象征,思想界和文艺界日趋活跃,出现了“美学热”和“文化热”。 出于对以往机械地套用唯物主义反映论来解释中国书法的反感,贵州大学姜澄清教授率先提出书法是“抽象的符号艺术”,引发了这场辩论。初读姜先生的高论,我颇赞同。但随着我对问题思考的深入,我开始怀疑他论证书法为抽象艺术的模式:汉字在汉代“隶变”之后,成为抽象的符号,书法是基于书写这一抽象的符号之上的艺术,书法是“抽象的符号艺术”,因此是抽象艺术。 我认为,书法不能被简单地推论为“抽象艺术”。我的论证过程为:汉字固然是自然界没有的、人类制造的抽象符号,但由于其有自身严格的形体规定,它就成了人造的“事物”,书写这一抽象的符号,便不能称之为“抽象艺术”。一张抽象画,我们不知道它画的是什么,但是当你把一张抽象画当作对象来描绘时,你这张画了抽象画的画,就不再是“抽象画”了。这就如同自然界有葫芦,有瓢,没有杯子,杯子是人造物(汉字也是人造物,只不过是二维的),你画杯子,就不是作抽象画。由于当时北大和海外的交流走在了前面,我已经接触到了日本现代书法流派中有不书写汉字的“墨象”艺术,我认为那才是抽象艺术。 论文撰写完毕,还没有投稿,百揆读到了。有一天我回到宿舍后,百揆对我说:“小白,你的文章我读过了,逻辑清晰。”然后,他思路非常清晰地将我的主要观点和论证的过程概括了一下,最后他说:“我想你是能够做研究的。”百揆讨论问题,向来语言直白朴素,但逻辑性很强,他能这样评价我的文章,给我莫大的鼓舞。而“你是能够做研究的”的潜在意思便是,在他看来,今后我若愿走学术的路,应该走得下去。 不久,我将稿子投出,很快就被《书法研究》接受,刊发。 近四十年过去了,那场辩论早已成了昔日云烟。但可以告慰百揆的是,当年参加辩论的所有人中,只有我的那篇处女作,今天依然被研究书法的人们经常引用。而我也仍在学术的道路上前行。 |